没有星星的夜空（第三集）

Joseph

刘睿在整个会议讨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强势。

她会特别简单的跟我说：这一段不用翻了。不会妥协也不会给我清晰的理由。后来我才注意到这是因为翻译任务量过度繁重而对贺总的工作安排都进行了质量调档，大多数她的对译的精确度都无可保证；而贺总的指标就是数量而不在精准，所以刘睿不仅仅是工作热情很高，工作中的人事管理权限也很大。

她最为招摇的一个事件后来落进了Kyra的眼睛。

这件事现在还没发生，但是其实有些朕兆却在我刚刚在工作上跟刘睿有接触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Kyra看到的是她有一次毫无节制的跟哈萨克同事乱发脾气，而且是当着中国巡视组很多人的面。

“这脾气也太大了，”Kyra后来跟我谈起这个女孩儿的时候第一个评价就是这样，“对外国同事完全没有耐心。”

其实关键还不是“耐心”，而且也不仅仅限于“外国”。

我没有特意去接Kyra的点评。虽则名义上我也算是刘睿的领导，但是以贺总的模式不是按照管理层级而是根据和自己的亲疏来界定人员职权的方式来说，我还没有力量去约束刘睿这样的非直接部下。就算是直接归属于我的部下，也好像是只有方东红因为越来越适应了我的工作习惯而更直接理解我的技术性决策的要点，但是他的策动力量暂时只能在北京发挥，运行不到阿特劳来。应万起是自从我正式就任项目总地质师以来就没回应过我的任何要求，比我在研究院作他的“内部乙方”的时候更差。应万起的对抗几乎是直接获得了贺总的鼓励与赞赏，只是幸亏我们的技术决策并不是由应万起负责什么，否则他真的会因为这种只要是我的提议就坚决抵制的思路更早的离开项目。

“我跟地质部和生产部的同事沟通还不错，”我尽量是绕开这个话题的同时直接表扬一下自己，“最近的钻井效果都证实了我最初的预见，所以哈方同事对我的技术能力越来越有直接和积极的回应。”

“是的，我们这边接到了Baltiry特意写给我们的感谢信，她认为你是所有派驻员工里技术能力最好的一个，尤其在坚持今年第一口井换层生产这个决策上显示出技术和决断力水平，让这口本来准备作地质报废的井有了十六点七吨的日产水平。”

“你记得还真清楚。”我说，“我现在记忆力都差了很多，你看这半年头发又白了很多。”

“Baltiry特意让那个翻译翻的英文，我们这边也找俄语翻译试着对了一下，所以我印象很好。”Kyra道。


“这口井的论证确实是非常棘手，”我叹了一口气，“贺总不支持，刘睿也不肯帮忙翻译，我是硬拽着Gulmira做了这个说明。因为我觉得咱们公司一口这样的大斜度井下去就是百万美元的成本投入，因为KNLK测井解释没有给出气层而导致的射孔事故只是单那一个Aption储层的问题，我们还有至少两个层需要再利用这个井眼儿试一下效果。”

“这种想法就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所以收效也很显著。”

我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Gulmira并没有因为我去库让项目就留下来，我抓她帮我翻译的时候她已经在办离职手续。Baltiry宁愿去求已经去阿斯塔纳工作的Gulmira而不用刘睿来作第二语言备注也说明了这个倔强的哈萨克老太太对于刘睿工作质量并不充分认可。

现在这些事情当然都还没有发生。我们都能看到以后它就向这个方向去发生，但是却又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很多很多的变数。一直到这些情况渐渐聚集起来走下去，可能性越来越少，变数也逐步的定向到一个明晰的去处。乐观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我们的意愿；悲观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命运的安排。

Joseph

是的，这感觉不是很舒服。

而且，也无须跟Kyra说明原委。

还好就是自从井场上回阿特劳我们基本上没有过多停留，只是留给Baltiry一个储量概算的复核表和一批新井我的分层对比成果。

单丹比我们更晚了一天回来，结果她遭遇到第四次彻查。听说是钻井服务商的车带着她和好几个乙方中国人在里海边缘一路狂奔了上百公里才甩开了警察的围追堵截。当小姑娘一脸倦容跟我们准备返回国内的时候，华章报复性的嘲笑她多留一天在现场也只是玩一个“猫捉老鼠”。

Baltiry在跟Gulmira沟通的时候并未表现出对我的工作有多少认同，她说所有这些地质解释和地质观点她都会仔细复核。当我试图跟她解释我的这些分层可以把纯气层、纯油层、油水同层从机理上解释的更加合理的时候，Gulmira冲我笑眯眯的摇了摇头，而且也没有帮助我进一步补充的举动。Baltiry接着说，她认为上一次我们在地质分层上的认识是合理的，所以她会尽量通知已经在帮Құрайң作储量上报的公司也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在今年夏天这一版就作出更新。我相信Gulmira会在随后的时间找Baltiry帮我进行沟通，所以就Да、Да、Да的直接点头表示同意。

应万起批评我的分层方案的PowerPoint材料也是在同一天会上由华章代为用英文宣读，几个懂哈萨克语的女生每次听到华章说到“应总”的时候就会羞红了脸吃吃的笑起来。我好奇的看了看Gulmira，她一笑转身去跟Samal说了什么，然后就唧唧咯咯的有些溜号，直到Baltiry愤怒的勒令她们停止才作罢。应总的这一长篇论证如果是他本人用中文直接宣讲，应该是气势如虹，内中自带着一股傲骄雄浑之凌厉。虽然华章在转英表述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也足以形成某种气场。可惜的就是这份长达百页的论述中处处都是原方案不是而完全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建议，被Baltiry追问了几个“那么Ying的建议是该改在哪里？”华章翻遍了PowerPoint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后来Samal跟我说，应总自从一到Құрайң就想要推行一种“盆地大连片”的地质统层工作，他批评我的材料此前也作为批评哈方原方案的材料让Gulmira详细的从一个Google Translate的英文稿上再转译为俄文。这也是这些同事看到他的英俄文双语版PowerPoint素材的时候变得比较忽视的原因，因为其中的内容完全没有过改变。（当时因为讨厌自己的姓会被俄语里写成“инг”会发出类似“阴哥”的音而选择了“ен”，而这个词在哈萨克语里有个歧义会指向性的方向，成了哈方同事一提到他的名字会忍不住笑声的一个原因。）

我没有跟Kyra讲过，甚至也没有跟Gulmira和Samal分析过。其实名字并不像很多中国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只要这个标签大家都不拗口就可以。

Kyra还问过一个问题：“贺总的俄文名叫亚历山大？”

“对，Александр，哈国同事都用这个名字叫他。”这个名字在俄语文化里有昵称“Саша”（Sasha），但是从未听见有人这样称呼过贺强，当然“Шурочка”这样的昵称自然就更没有人会用在他身上了。

我的英文名字会在哈萨克同事中称为“Зак”。Zach是个外来名，跟Joseph、Thomas一样本来没有什么俄式昵称，Gulmira有时候会开玩笑的像我们在SBM的时候那样叫我作“Зашника”（类似“咋什尼卡”）。渐渐Baltiry、Samal、Kuanysh等人就这样浑叫起来。

Joseph

忠和本来有个英文名叫做Frank，听小来说，在刘睿和贺总的一致利诱下改叫Иван（伊万）。Иван和Светлана——这是刘睿的俄语名字——是当时哈方同事都最熟悉的中国同事，甚至可能比Александр更为人所熟知。

Иван自从到了项目以后就埋头扎在采办部最拐角的大办公桌后面面露喜色的工作着，就好像他真的一直在笼罩在上帝之光中。Свет在俄语中就是光，Светлана则经常比光更快让同事们发现她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我跟Kyra坦承这两个人已经完全被贺总激励起来，有着让其他同事羡慕的劲头在奉献着。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方东红。”我想了一下，发现自己忘记了已经因为签证问题暂时滞留国内的方东红。

“那你跟王凯文呢？你们俩被调动起来了吗？”Kyra追问道。

“我们跟贺总的接触时间还很有限，去项目也主要是在井场呆着，每天把能汇集的俄语信息转成一个口头上贺总可以接受的中文版本大概交待一下，基本上还谈不上有工作上的衔接。”我实话实说。

“是这样啊——，”Kyra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分析说，“其实贺总原来一直跟总部这边要俄语翻译和采办：这个情况你也知道，那个钮信君跟他也不对付，他不就给退回石油公司了嘛。其实这个钮信君好像是俄语水平不错，——对对，就像你说的，简直就是母语一样，好多人都这么说的，——就是跟领导不合拍。跟喀绵那边那个联管会里的人都打遍了，这次贺强说不要他，那边直接跟李志魁一起也不要。——对对，他这种人不愁找工作，人家有这个资本。

“只是我们没有啊，我们这不是紧着问朋友才找到刘睿，语言也很好，工作也积极。贺总对她也信任，每次提到她都是一通夸，夸的跟朵花似的。采办懂俄语的就更难找了，我们做了两个选项。一个是李忠和这边，英文很好，以前就是英文老师，也干了好些年的采购和管理，石油子弟，对石油行业很熟悉。


“来增祥这边本来是要放在北京，——毕竟很多中亚和俄罗斯的业务需要一个有语言基础的，最初找他来帮忙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初衷，——马总对于此前班底的人有些情绪，来增祥就申请去前线。这个人我感觉干活儿还蛮踏实的，上一次去中亚跟着马总他们一起出差写了一个出差总结，情况都列举的非常清楚。前线这边，不管是四百亩还是库让，其实都不像北京这些想的这么简单，很多决策上的事情也都还有原来哈方出资人的影响在。他的介绍里都说了。包括叫Arne的这个丹麦人，虽然表面上是哈方股东雇的一个咨询顾问，但是其实也是哈方股东的智囊核心成员。

“马总是上去正赶上一个环境事故，HSE，我也不懂。一个井射孔的时候出事儿了，贺总是说的研究院射孔建议出错了。李志魁、柏凛涵当时才到研究院，就查你们那个开发方案，不是去年年底就定稿了嘛，上面正好提醒说这口井的这个层有非常高的天然气，所以这俩人就不同意贺总这个结论。贺总好像也没有拿出个邮件或者什么东西来证明这个射孔方案确实是研究院出的。马总就说：这么着罢，我看你贺总手底下这人也文齐武不齐的，这个报告都搁你这些干技术的手里也有俩多月了，连这么点儿事儿都没闹明白，就不如直接把这个陈墨给你，他不是这个油田的开发方案都做出来了吗，他给你当这个副手，技术你就不用再这么操心了。”

听Kyra这么讲，倒像是最初只是定下我一个人去项目的样子，而且这个情况似乎是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

“贺总就又强调说他手下没有懂钻井的，他说射孔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钻井环节上出的问题遗留到后边造成的。说是哈萨克那边的安全委员会叫什么‘阿克别林’的都惊动了，差点没出人命，压井都压不住了。这么大一个事儿，马总就同意从别的项目给贺总找一个钻井监督。马总的意思要找就找一个好样儿的，给贺总当副手，直接把钻井这个安全问题给整个解决喽，不留死角。”

原来方东红他们提醒的事儿还直接牵连着我的这次调动啊，确实是没有关注到。

Joseph

“凯文的情况比我要稍好一些，”我记得后来跟Kyra说明情况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凯文是贺总主动想要的一个专业人员，他可能也确实知道他在这个专业上吃了苦头。”

“这个贺强！”Kyra听完我这个说明的时候直接抱怨，“他是不是不懂管理：招人来干活儿就是要用别人比自己强的部分，如果找一群人都跟自己差不多或者还不如自己，那他这个主管还有什么必要有下属呢！”

虽然是个常识，但是在Kyra跟我抱怨这个情况的时候贺总的地位已经无可撼动。Құрайң已经是惟一一个圆满完成了收购首年的增产任务的海外项目。贺总在这年举行的新年抽奖中斩获特等奖、我也拿到了一等奖，库让项目的人能抽中大奖已经是公司里的共识。

同年也在忙活的SBM李总只是让项目继续在减产，这一年跌破了四十二万吨大关，跟公司要求的任务五十二万吨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李总好像并不以此为意，他经常说的一个基本点是他接手SBM的时候项目欠产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他一直在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技巧来缓解减产速度，到第四季度的时候SBM已经基本稳定了月产指标。

库让作为新投产项目去对比四百亩的确是一个不公平的场景：这一年虽然最终库让还是只有不到四百亩年产一半的绝对值，但是没有人怀疑它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增产到三十，而李志魁再有本事也只能看着四百亩跌破四十而进入跟库让竞争的三字头时期。而这个时期可能会很短很短，库让产量再冲破四十也只是看石油公司有没有要加大地面配套设施建设的魄力，四百亩却极有可能会在这一年失守三十五。

所以贺总跟我的业绩本身也有非常值得怀疑的水分，这就像大盘看涨的时代你选单股相仿，可能你会觉得并不是股票本身的价值开始体现，更多可能倒是顺风乱飘。

当然，现在这个阶段来说，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只是有了比较清晰的趋势。


虽然本质上来说SBM的资产跟Құрайң的资产都属于北里海这一个沉积体系，一个是所处的位置已经完全不一样，另一个就是开采的层系其实仍然需要细分才能知道对应关系——现在哈方所作的层系判断就我在两个公司的工作经历来看也是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的。就是说，虽然双方都以Aption地层为主产层在描述和申报，但是这两边说的极有可能并不是同一个时期的沉积单元。

这中间的地质情况复杂还牵扯到已经申报的层系如果再考虑变更名称或者类型会引出更多政府层面的追究，如此一个并不单纯的框架内作一个单纯的事情可能也需要考虑在某个框架体系中逐步渗透的方式更有效率。

这就是上次出差的时候佘总跟我说过的“实效”。他非常直接的认为在油田现场是不需要追求长远目标的，因为油田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过程之中不断变化的“生命体”，我们隔着厚厚的一层岩石去猜测聚集于岩石的微小孔隙或者裂隙中那一点点我们目前倚重的流体是不会有所谓“弄清楚”这个阶段的，“等我们弄清楚，我们早就关张了屁的。”

我虽然不完全支持佘总这种类似“不可知论”的表达，但是摆在眼前的一个有一个急迫的工作任务仍然是逼着我们在不能准确把握情况的前提下不断的作出决策。

排除掉贺总这个人因为过于好面子而总是希望挤在下属前面去展示自我这个文化因袭问题，我们其实并不觉得他的大多数技术决策会对于眼下生产产生多么致命的影响。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评判贺总造成的影响：一个方面来说，他的技术工作的早期经验会让他真正下达决定的时候不会有特别离谱的偏差；另一个方面来说，比他工作扎实的主管在现阶段也未必真的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次比他的决定更快看到显效的行动。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它可能每一个步骤都足够合情合理却在慢慢慢慢的引导着你走向一个并不期望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可能是你一来到这个团队就能直接凭直觉感受到的，——怎么说呢？有一个词被用滥了，所以就会产生歧义，以致于它的本意反而不那么容易再跟别人去直接说清楚了。是的，我想说的是：腐败。

不是大家在报纸、电视、网络上经常看到的那个意思。

而是本来的意思。

请你想一想一个苹果要腐败会是怎样的过程。是的，首先它会变得更加成熟，然后甚至会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它的某些细胞可能因为很正常的进步而开始出现老化，在它一切看起来都最美好的时刻，它的核心其实正在从一种令人满意的机械过程中增加着代谢的残余。这种残余会因为正常的过程而逐步的累积，没有人会说这个过程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应该。是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腐败，就是说，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它从内部开始变化，但是我们都会认可它的变化，甚至在我们已经预见到这种变化正在让整个机体都正在往败坏的方向持续发展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着这种趋势无可逆转。这就是腐败，它本来就带着一种“正常、成熟、可持续发展”的烙印存在于我们周围，直至把我们预见的东西、预见的方向确认下来。当我们返回那个瞬间，我们竟然会觉得我们其实并没有更多选择去干扰它去变得更糟糕或者变得更美好。它用极致的成熟展示出极致的倾倒，至少是极致的倾倒的趋势，然后我们重复这个过程或者在新的领域去观察类似的情况，我们还是会说：没错，它最后就是会这样！那么，还要哪个词去特别说一下呢？我觉得不会再有一个词比腐败更准确，因为我们自身也在其中陪着整个结构在成熟、在释放、在堕落、在倾覆......

Joseph

可能是因为有过去SBM的那一段资料作为辅助，我的劳务签证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只是贺总本人不知道抽什么疯，他坚持把我、来增祥、方东红都放在北京，王凯文、应万起、龚鸣晓都放在钻井前线。

这个时候，钻井很紧迫，所以钻后分析也非常紧迫。我们也来不及再跟领导周折这些，只是一门心思想要把已钻井的规律能搞清楚，某些层系的情况是因为工程因素所造成还是地质规律产生了变化在这个时间点会特别重要，因为接下来我们跟哈方不同的做法就有了差异。

哈方的习惯是把所有怀疑为储层的都进行试采，逐层上返——哦，我需要小心的解释一下这个术语，比方说我们有七个层看到了油气显示，然后我们认为其中五个层可能具有生产的机会。哈方的习惯就是从最下面一个可能的机会层开始进行试验性投产，生产期一般是六十至九十天。然后不管产量状况如何都进行关井封格，再选择其上最近的一层可能储层进行类似试产。这个过程如果有五个层就会在这样的循环中走完一整年（这也是我举例子说五个层的原因），然后才能选择最高产量的试采层进行申报正式投产。

他们这样的生产顺序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规程，也最大程度只是一次完成了本井的试采工作。之后就可以按照试采获得的产量数据去依次进行开采，并将本井的利用率调整到最大。

只是这样的生产过程确实很难让贺总或者马总这些急于当年就看到业绩的管理者满意，所以中国人一般需要在试采过程中就开始耍赖：尽量优先把预计的高产层排在最先进行试采，然后再通过申报手段尽量拉长高产层的试采期并压缩低产层的试采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本年度的试采期内就造成产量的最大化，也就是贺总、马总他们的业绩最大化。

其实从更长久的生产期来看，中国人这样的安排全然没有意义也会干扰正常的求产过程，但是考虑到整个项目的生产任务压力，在四百亩和库让的中国工程师们已经没人会对于这样的设计有所质疑，或者是有更加优化的构想。

通过制造试采过程中的麻烦来延长试采过程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奏效。至少我们在阿盖斯考耶构造的最高点上经常会遇到十数个含油层段，拉长每一个主产层都可能会让整个试采期拖延，而哈萨克对于油井最后投产是有明确技术参数的要求的：新发现层不能忽略试采工作；如果产量稳定，单层试采时间不能短于六十天；申报的最终生产层会需要同步提交全部的试采数据，而且一旦漏层就会遭到政府的处罚；......

如果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中国人这种急于在当年就拿到最高试采产量的行为，可能没有比“饮鸩止渴”更为贴切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贺总的问题——至少来说他在这个状态上是没有多少选择空间的，他必须把自己的产量提升到当年的极致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管理权限或者地位，也才有可能说后续的项目进展。如果他要按照油藏自有规律去投产，按照哈萨克方式去运行，那么他拿到手的库让就会在半年后的第一次年报期限上让李志魁更显示出管理效率。这当然是不可能被他们所接受的。

其实，打乱试采顺序的麻烦本来也没有很大，而且对于后续的投产也并不完全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是，为了短期上产有时候也会在信息并不充分的前提下妄想某个层系是本井的主产层而错估初始产量和递减规律，甚至是破坏了高渗透率产层的原来压力平衡来提产，造成人为水淹。这在中国人管理油田以后也并非孤立个案。而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油田上产压力倍增的关键——因为早期过度泄压生产或者盲目注水增效会造成严重的油藏分割和水窜，剩余油赋存规律变得更加复杂而增加了开采的难度。

面对一个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谁也不会想着一个多么宏伟的三十年开采规划。

这就是非常现实的腐败，或者说是腐败最本质的根源。

Joseph

我跟Baltiry的第二次技术碰撞就在这个时期发生，虽然我们直接距离超过四分之一个地球。

阿盖斯科耶高部位的一口开发井“一四三”按照我们去年的开发方案准备在Aption层投产，Baltiry坚持说距离这一口井只有七百余米的在产井“二〇”曾经在Aption层钻遇气层，她认为该井在该层会同样遇到气层。我们做了很细致的复核工作，除去本井的测井解释方案的确认以外还考察了与“一四三”井的本层海拔高度相近、一直在持续生产Aption层的另一口井。建军和我坚持认为Baltiry所说的“二〇”气层并未有记录显示实际投产过，而且距离差不多的一口老井“三〇”在本层已经生产了近十年，如果“二〇”该部位是一个纯气层的话，“三〇”不会这么久没有出现气窜。至少以“三〇”作为类比，“一四三”应该可以在Aption层产十年而不见气。

Baltiry的经验很丰富，她也曾亲自到“二〇”和“三〇”现场去踏勘——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现在这样老迈和固执，也是现场工程师描述的井涌让她记忆异常深刻，——她在邮件中甚至用了大段的这样的描述来说明“二〇”与“三〇”在储层上并不关联，她的地质认识是：这两口井之间存在着若干断层。她认为是这些断层的分割导致了同样处于高部位且距离小于一公里的“二〇”和“三〇”一个是气层一个是油层。

我们则根据地震数据资料认同了她关于微小断层的判断，但是认为这些断层是因为阿盖斯科耶底部盐拱造成的张性断裂，以构造高点为中心的散射装分布，并不能形成断层封闭，所以反而更不可能在局域形成油气的各自成藏。另外，我们认同Baltiry关于此处此层系油藏可能含气比例很高（行业里会用到一个气油比的概念），需要在射孔过程中进行压力防护。

事实上，据Gulmira跟我反馈，我们并未说服Baltiry在这口井上优先考虑Aption，反而是贺总在让刘睿简单口译了一部分我们之间的争执以后选择了支持中国人技术路线的表态，他直接行政上做了一个压制Baltiry的姿态要求Baltiry按照中国研究院的分析进行试采方案的排序。

Baltiry让Gulmira转达她的不满，并说她认为“一四三”井会很快因为出气而被迫停产。我则针锋相对的说我可以在这口井的产量预测上跟她打个赌，我认为这口井可能会达到日产五十吨以上并能够持续生产到试采期结束。

当然，事实比我们俩的打赌要复杂得多。这口井的初产确实冲上了七十吨，但是减产速度超过了我的预期，后期产量只有三十几的程度，建军认为是初产阶段的油嘴太大造成的。只是九十天内没有因产气而关停。

Baltiry一直被中国人形容为固执的哈萨克老太，在我十一月份第二次以中方总地质师去项目工作的时候却当面向我致歉并恭喜我在Құрайң项目提前完成生产指标方面的贡献。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老人家真的震撼到了我，我如果到了七十岁高龄，反而需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气度去跟一个三十几岁的同行去承认自己的技术储备欠缺了。

Joseph

是的，在拿到劳务签之后我仍然在国内逗留了三个多月。

我在积极的推进各项事务，很琐碎也很紧张，一直到某些事务具有了一个贺总也不可能视而不见的规模。

马总在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还没去哈萨克？”

最初我还有些勉为其难的跟他说我在等待大港那边的研究成果，再后来就只能是明确跟他说我向贺总已经通过邮件和微信申请过无数次上前线开展工作的要求了。

“跟班子成员要交底，你看看王凯文怎么做到的。”马总这样丢下一句话。

王凯文是怎么做到的？我确实在当时并不知道，只是以为贺总会更加需要他的独特专业——毕竟贺总自己就曾经身任某大油田大采油厂的总地质师，他并未觉得自己不能身兼此职。但是，如果让我回忆这些情况，也许我会更进一步意识到在贺总这样的主管面前凯文做到的最为直接的状态是合理建议的同时尽量把影响力还给贺总。直白来说，就是要做到完全“不居功”。

贺总跟我此前合作过的所有管理者都不同，包括过去国企和外企的所有主管，也跟马总其实有着一个最为本质的不同：他是一个显著的“缺乏自信者”，他因为这种对于自身价值缺乏合理判断而导致了一种病态的“认可诉求”，就是比一般人要极致性的渴望“尊敬”，他对于“尊敬”的需要已经达到了可以“啸叫”、可以“哭号”、可以“吠鸣”的程度。怎么直白点儿说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甚至是在哀求别人的尊重。也许他是在用行政命令来迫使别人来表达这种尊重，但是他是如此惧怕别人的不尊重，他对于尊重的欣喜也许会让他丧失很多底线。

是的，我在当时并未准确看清他的这种心态扭曲，所以也就从未尝试想要利用他的这种扭曲。

凯文是怎么做到的？

凯文从一进入项目就没有按照总工程师的尺度来要求自己，也没有在贺总感觉有触动的任何领域主动提出过任何方案。他只是在贺总最愿意去倚重他的方向上表达单纯技术观点，而且一旦涉足到管理他就会把选项都交给贺总去作决断。

经过数年的沉淀，让我再回看这一段难堪的历史，我会发现凯文跟我都走在一个锋刃的上沿儿跳着一曲我们不熟悉的芭蕾。

是的，没有人在其中是愉快的，包括那个嗜血的锋刃自己。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着别人对他的权势屈膝，但是他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别人可能发自内心的蔑视。拿在他手上的锋刃可以犀利到随时割伤其上的任何舞者，也因为随时的震颤更多的撕裂他的内心。“正立放大的虚像”，好像是高中物理课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客观描述，只是很少人会理解这个客观描述如果是放到了人间就是一个惨烈绝伦的自我撕扯和无尽的自黑与阴险。

如果不能剖析贺总这种心态，我也很难更平静的与他相处一段实际合作的时间。在他一次又一次如同抽疯一样的决策里我们最直接看到的是他懦弱和渺小之后那个不断放大的正立虚像的残噬。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心灵之舞，其实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不曾真正远离的渊薮。是的，没有一点可怜的放大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进步，也没有办法在一个日渐冰冷的世间招摇作态。但是谁真的知道自己应该把自己放在那个高度去承认、去理解、去追赶？只是感谢主并不背弃我这样一个在祂面前持续卑微感念的人，让我能够在自省之余看到光明和希冀，不至于堕入那个令人悲痛的黑洞去品尝苦楚与凄凉。我也在这里不断的祈祷贺总能够渐渐随着事情都已经过去而能走过他的沼泽与荆棘，不至于生命中一再的踏入同一个迷津。

Joseph

在国内工作让我遇到的另一个困局就是公司真的开始推动“海外工资计划”。

凯文跟我是库让项目里除了贺总以外的第一批——这算是“执行人”还是“被执行人”呢，我也说不好，——我们会有绝大部分的收入暂时存入哈萨克当地账户，工资暂时按美元发放，如果员工申请也可按剑戈（теңге）发放。

“哈萨克那边的税比国内要低很多呢，而且实打实的拿着美元。”Kyra说。

“像我这样人在国内，钱在国外怎么弄啊，我还要交房贷，压力也很大呀。”我老实承认收入对工薪层来说仍然是第一位思考。

Kyra说：“我的大叔啊，脑筋就这么固化吗？反正在北京你也一样没有亲人，干嘛压着手里这么一大笔钱在这种东西上。我跟你说，中国就是这样了，人口红利期指日可待就结束，没法子的事情。你现在这个价格在北京这种地方屯个房子，十年以后可能连零头儿都剩不下。为什么？你看看下一代都是一个。四个老人俩大人，多少房子留给他们？他们胳膊腿儿分着住都有富余！再说了，十年后哪儿才是发展方向，那可不一定是北京，这是政策变化，我也不能在这儿跟你瞎咧咧。现在不是讲究大北京规划嘛，政府都要搬到通州区了，石油行业都去沙河，是不是？到时候城区只能是规划几个人口相对集中的点，可能是奥运这个周边，是罢？再有就是好比是这个东单到朝阳门这个线上，是罢？哪儿有那些个人。你看看外国的大都市，也不是说Downtown就都挤挤插插的，哪儿能像北京现在这样儿，对不对？到时候，人口一少，谁还买你五环外的房子，也不靠人家工作，也不靠商业区的。我跟你说，你现在趁早还能有个超额回报。”

我看着她，还真没有想到她还有如此思想。

“你就老哥儿一个，哈萨克那么多姑娘，随便划拉一个，”她冲我挤挤眼睛，“拿个绿卡，然后那边就落地生根了呗。陈总，我跟你说，你知道钮信君罢，人家多行。人家中国有个家，那哈萨克还有个家。想在哪儿呆着就在那儿呆着，对不对？害怕钱不是你陈总的吗？”

“我倒是真的没有这么想过。”我坦言。

“这也没啥不可以的，”Kyra道，“反正要是其他人呢，我肯定也不跟他们说这些，他们都拖家带口的，上那边真是惹出个什么情况来了也不好。你的情况是就怕情况不出现，对不对？就好比王凯文儿罢，他家孩子都高中要毕业了，你说他难不难，肯定比你还麻烦，家里生活是一方面，还可能孩子要到国外读大学。结果，钱放到哈萨克挺好的呀，他再干两年，正好直接从哈萨克就汇过去了，都没有外汇的事情需要操心。我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大叔，你也别不爱听：在国内，你这个岁数和这个经济状态真算不上多好，赶上一个特别好的姑娘你还担心耽误了人家终身，对不对？你要是在哈萨克——我听说啊——那边女的多啊，你可以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相中的，那边人也愿意嫁给中国人，是不是？这边好几百万美元买个房子；那边才多少，你一年差不多就买一个，是不是？舒舒服服过个小日子不好吗？空气也好、生活成本也低。对不对？”

我摆摆手：“好好好，你容我想想，你容我想想——”

Joseph

离开、中、国、吗？

我好像从未启动过这个门的把手，也未设想过这扇门后面会出现什么。

去一个浅蓝色的国度，学两种对我而言极度陌生也极度困难的语言？还有什么呢？一个像Alya那样的胖子或者一个像Gulmira那样的瘦子陪着我去过Наурыз节吗？或者是在阿特劳的市政广场上等一场多达三十几人的反-华-游-行？

买一个五十个теңге的方面包，一袋子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进口的酸黄瓜和咸西红柿，是的，再配上两个黑橄榄。当然，可以加点儿奶酪或者腌肉，也会有硬包菜和胡萝卜，还有回生的土豆丁儿。然后听着她在对面咕咕叽叽的说着她祖母教给她的一些东西。

是这样的吗？

Gulmira？那样、的、女孩儿？不用说不会喜欢我。是的，我是说，作为同事她会很喜欢我，但是不会作为爱人那样去喜欢。

为什么？这有什么为什么。我们一起出过差，去过好几个地方，阿斯塔纳、阿拉木图，阿克套，我知道两性之间的感觉，也知道她会信任我的道德感。我们也曾经在阿斯塔纳的酒吧喝了很多Johnny Walker，也曾经手拉着手在阿克套的海边脱了鞋散步，甚至还一起去阿特劳的剧院看她喜欢的俄语话剧。是的，很多恋人般的场景，只是没有恋人那样的亲密情感。

我去她公寓的楼下等她，她也会叫我上去喝杯咖啡。当然我要自己在厨房给自己煮好一杯咖啡，她则躲在卧室里换衣服。

她从未问过我对她衣服品味的看法，也不过问我的个人生活细节。

如果我愿意请她吃个饭，她就接受一万теңге以内的那种小馆子；如果我从中国给她买礼物，她只要一只苹果iPhone的卡通套。

我对她来说可能还没有Weiyong那么亲近和可靠。

Joseph

离开中国，变成一个侨民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像钮信君那样会是一个怎样的境况呢，会比现在过的更加开心愉快？

这件事我可能不能去咨询Yoyo，反而更应该侧面问一下Gulmira，她也许知道一些类似的朋友，而且没准儿可以给我一些不同于中国人本体的视角。

当然，更可以直接联系到钮信君去咨询一下。

我跟钮总没有过工作接触，倒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此前如果有过深交，那么有些话可能问起来不会太突兀，但是也可能会因为有瓜葛而增加了芥蒂。我说我们的现状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此前完全没有过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今后也不会出现类似的冲突。这一点他应该比我更清楚，也知道我现在是完全依赖他的信息作为基础。

所以也不必迟疑，我就找了他的哈萨克电话给他拨过去。

他果然接听了。我于是很简洁的自我介绍了一下这边的变化。

他听懂了，比我想象的还要懂一些。因为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九号补充协议”的结果，但是他提醒我说这个协议其实还没有跟政府谈完，可能转到Құрайң合同还需要时间，比较可行的操作是跟SBM签合同然后派遣到Құрайң工作。据他介绍，SBM其实早就已经跟政府申请了增加外国员工的比例，只是张向前这个人特别特别奇怪，不肯把这些资格给中国人用上，“连佘庆峰都不给，他们可是多年老同事，在油田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在阿特劳又住在一起。”

佘庆峰跟张总关系不错似乎大家都比较有感受，但是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却很少有人像钮总这么明确指出来。

“这个事情，也可能是总部那边不想给更多人调整收入，”钮总停顿了一下，“好像是你们后来的那个李志魁罢，也没给待遇，都僵着。”

“那在哈萨克那边发工资会比国内税更轻一些吗？”我当然不能直接问他应不应该从哈萨克娶个媳妇，这个问题倒是相对比较正常一点儿。

“税点肯定是比国内同档低，这边的储蓄利率一直都比国内高一些。只是这几年货币的贬值速度比较快，跳水一样。”他在那边嘿嘿笑了一阵，“如果不在哈萨克生活最好是存美元，美元对人民币还算是相对稳定一些。要是在哈萨克生活的话，其实是变化不大的，哈萨克汇率波动很大，但是国内的物价没有受到过汇率的冲击，可能惟一有影响的就是房产这一块，美元作价的。剑戈作价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变化。就比方说，这边的小店里卖Греческий салат一直就是这么个价，八百到一千，从来也不是因为汇率就变化。”

能听出来钮总对那边生活细节的熟悉和喜爱。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是长时间在哈萨克工作，俄语跟母语相仿，早已经没有适应生活方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