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星星的夜空（第三集）

Joseph

经阿斯塔纳转机去阿特劳，是典型的红眼航班，——跟出名的MH370差不多，——要在北京时间后半夜登机，阿斯塔纳时间的凌晨六点附近入关，然后赶紧切换到国内航线才能来得及赶在阿特劳时间的上午九点落地。

为了办理阿斯塔纳落地签，需要在阿特劳机场就把护照和落地签的单张纸一起返寄回在阿斯塔纳的代理。快递费用大概是一千五至两千Теңге（发音类似‘晶格’），当时折人民币三十到四十块钱的程度。落地签的手续费用则一般高达一百美元左右，是另外一个途径经过银行汇款来完成。

我们到阿特劳的时候，小来亲自来接机和安排落地签的事情。

很凑巧是这一群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小来本人，他也特意举了一个“Құрайң”的牌子好让我们注意到。Құрайң的井架商标并不醒目，所以他在牌子上更清晰的把蓝色字体加黑加大。

小来本人是一个比他加黑加大的蓝色字体更显雄伟的东北大汉，身高背厚，好像能够整个把我装进他里边一样。他跟很多当地哈萨克一样带着一顶深色鸭舌帽，留着浅浅的一圈鬍鬚。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跟司机开着玩笑说着什么。多了也不说，直接收护照和落地签证页，发了快递以后就带着我们上一辆面包车。

“陈总，”他这才算是正式聊什么的意思了，“暂时呢，你跟研究院的人住一下宾馆，王总这边我们一会儿给他送到他房子去。贺总的安排是都先在阿特劳等等落地，拿到落地以后再去生产一线。”

凯文道：“今天要开会吗？要不我们先去办公室开会？”

小来道：“贺总把今天的例会稍微往后放了一个小时，把酒店房间确定了，把行李安放了就一起到办公室。”

“周日也不休息呀？”单丹问。

小来笑道：“贺总从今年年初马总他们上来就规定了中方人员全部取销周末。”

“这样啊，”凯文幽幽的说。

小来道：“一会儿到办公室开会的时候一起给你们解释罢，前线其实也没有多复杂。”

大家一叠声的应和。

小来就给大家普及一些基本注意事项。主要是男子见面必须握手和打招呼之类；再一个就是钱，因为哈萨克钱的面额比较大，所以可以暂时按五十对一来算人民币、三百对一来算美元，报销要提供汇率依据，所以大家每人都需要去银行进行小额的货币兑换；购物贺总会统一带领大家去消费，不要单独行动或者自由行动；......。

Joseph

据小来讲，贺总第一次到Құрайң的时候天气还很寒冷，他当时跟国际合作部的几个人——大部分人转去了新项目部，另一些则辞了职——说：“这个地方不是中国人买下来了吗，那就说中文。我们学俄语，他们学中文。这样沟通起来就会快很多。”

那个时候只是签署了一个锁定购买的意向书。当时油价还高，双方草拟了一个价格体系，然后公司对外宣布的价格是在五点七九亿美元，约合三十八亿人民币。其实Құрайң和SBM的渊源很深，远比中国人想象的要深，只是这个渊源是要等到贺总一点点的渗透进Құрайң里边以后才能知道。

贺总刚刚到Құрайң那个时候还只是知道Harpes（Харпес）曾经同时是这几个公司/资产的股东之一，甚至还不知道协议所谓SBM百分之百控股Құрайң在哈萨克也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在其中。

SBM在中国的所有公告中好像都是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九十五（不同的文件中这个描述有差）的中方控股资产，但是没有人真的去追查SBM的管理是谁主导谁从属，更没有公司管理以外的中国人去核实到底哪些部门的哪些岗位真的是在中国管理者手中。Құрайң进入SBM体系以后，Harpes的整个话语权有多大，包括对于中方合作者们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作为Құрайң中方团队主管的贺强还完全不知情，即使是在我们正式来到阿特劳拜见这位当值土皇帝的时候，他还没有对于Harpes的位置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张向前足够耿直，他可能很难对贺总这样在他职业上起绊脚石作用的人直言相告什么有用的信息；李志魁则更可能因为足够油滑，不急于在项目实质性运营中承担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

贺总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猜到公司以Құрайң弥补SBM减产事实这层用意，所以他大刀阔斧的要利用这个年产十四万的小杠杆去撬动公司在整个中亚的布局也属迫不得已。在他心目中李志魁自然只是一个庸碌疲惫之蠢材，管理研究院这种套路内的 “建言献策”没准儿是他李志魁的巧劲儿所在；但是拿到生产一线、拿到增储上产的各种花活儿，贺总这个中国第一大油田第一大外围采油厂的副总地质师就无论如何不能甘居人下，败给李志魁这样的“亲和型主管”。

就更高层来说，李志魁总和贺总都还不清楚萧总和明总两位究竟会是谁来主导下一步公司整体规划：现摆着马总要不就说去北美、要不就是回集团、要不就是卷铺盖滚蛋。贺总固然需要紧跟上马总直接提产的目标，更要着眼于马总离开石油公司的时代，最好是能抢在马总离任的时候已经把Құрайң的产量翻番，那么没准儿第二年就可以反压母公司SBM一个肩膀儿的程度。到时候管理层地震，他贺强的功绩都是实打实的现金流，一万个李志魁也不能真的把SBM产量提起来，这个对比是任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步骤了。

小来当然不肯介绍这些，只是把些个零零碎碎的生活常识和贺总来这边的小典故东一个西一个搬出来凑数。一会儿就是贺总组织中方人学俄语，一会儿就是贺总组织哈方人学中文，一会儿又说菜市场有几个朝鲜人卖中国菜，一会儿又说总部还会派两个财务到现场来。林林总总、七七八八，一直到我们要进贺总办公室房门都还没有说完。

Joseph

Harpes跟孙总，那可绝对不简简单单是合作伙伴关系。

孙总想布局中亚或者布局能源，他希望拿的是资产还是噱头。我估计这件事没有人会比Harpes更加清楚了，Matt和Brett在SBM起步就开始算计的东西难到仅仅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块资产上做个翻云覆雨的小打小闹吗？

想象一下孙总的千亿身家，想象一下Harpes在哈萨克富豪排行榜中的名次。关注在Құрайң或者SBM的油气产量似乎真的太过细节、太过琐碎了。

那么他们到底会关注些什么趋势，什么方向呢？

我当时不知道，现在回想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浑浑噩噩的就这样了此一生。

贺总当时的状态当然比我现在更加紧张一些，但是他也只是想着他马上可以到手的SBM公司负责人或者是中亚大区负责人。他很紧张于这一点，好像一直处于这种紧张之中，但是如今回头看过去也谈不上比我更靠前一些，更谈不上如何目光如炬、前程在握。

我不怎么喜欢Harpes这样的胖子和 孙总这样的瘦子。

这两个人我没有见过本人，但是自从进入石油公司就一直能听到他们在我的生命路线上持续发挥作用的某些决策。

收购库让、预谋布局南亚北美和俄罗斯，......就好像我是他们总规划中冲在某个前线的一个小卒，奋勇拼杀之际还无暇去反思这一个一个阵地之间应该是用什么在串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利益——贺总想要用一个库让来撬动中亚布局，推而论之也知道他仍不过就是孙总和Harpes这个全球能源布局里的一个阵地小卒。如果他没有想清楚中亚在孙总和Harpes之间是个什么地位，那他就算是有一万个李志魁那样的淡定和果决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在关键点上比李志魁更显出本事。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GCS也是这种金字塔式的分布。这就叫公司。

但是：GCS是“公”司，大概来说虽然有决策上的毛病和困局也不会因私废公；而石油公司这种好像却是工“私”，从Matt到Brett，再从马总到贺总，管理层所谋画者无非他自己的格局内一个小算盘。就好比库让，就好比SBM，好像早已经没有主管在考虑他们作为一个资产需要怎样的配置和运行，都是想着如何把它们再作为一个一个的棋子和阵地去撬动更大的野心。

贺总在滔滔不绝的说着他好像准备了很久的客套，时不时迎来大家附和的笑声。我好像隔着很远很厚的透明玻璃望向他们却听不清他们到底为什么突然就发生了那样的表情变化。

Joseph

我不知道你在开会的时候会不会溜号儿或者犯睏。

你想想我们这一帮人夜里十一点半左右出发；大多数人一小时左右就到了海关门口，然后要等到十二点五十开始办票，一点左右过完安检；两点十分开始登机；三点起飞；三点四十左右开始发热毛巾，然后分饮料，再后配餐，大概要到四点半以后收餐具，睡大约两个小时，又开始送落地签卡片；......之后的航班行程就更加紧凑，根本就容不出打盹儿的时间。

比睡觉同样让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是饥渴感。毕竟是从午夜一直折腾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两点附近，大家只吃过一次标准飞机盒饭和一个微波炉加热的小汉堡。空中补水总是不够，而且很多人也会因为昏昏欲睡的感觉而忽视了补水。

科学分析是永远不够的，因为这样一个通宵不眠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连续几个礼拜持续处于亚健康状态一样的疲乏委顿。坐在贺总的旁边听着听着就会被一阵突发的笑声吓到，激凌凌感觉腿部一抽，心里则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在不停念叨“不要失态”。最可气的是：你永远也不能强迫自己去仔细聆听别人的讲话或者仔细挖掘自己的思绪，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你比现在更加快速的进入更深的一层“浑沌”。

“东红就是没有眼力劲儿，我就跟他说：‘你别带这个那个的’，现在哪儿买不到俄国东西，还用专门大包小包这么往国内带？你看，他不信哪——啥啥都带。我跟你说，来回的带啊这家伙，——你看看他办公室就在那边，靠楼梯那个，——我肏，光那个凥㞎什么治秃顶的中药他就带了多少，我都不知道你得吃几年。回国就带凥㞎酒带凥㞎烟，还带中国烟。自己凥㞎也不抽烟，托人下呛的整的，不是那玩意儿每个人就二百根儿，——哪一回都整的成凥㞎吓人了。......”

按照贺总这个说法，方东红倒是因为过关夹带太多才被扣留的。也不错，至少完全不是落地签上出了问题。这可真是挺好的事儿，我胡乱点着头。头点的有些力度失控，血突然往上直涌，胃里边就好像开始翻江倒海的在起什么化学作用，然后一股又酸又腥的液体不知道从哪里横窜到喉头。

“怎么啦，陈总？”贺总和风细雨的问，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冷冷的调侃，“听我说话还听恶心了？”

刘睿忙说：“是不是路上吃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了？”

我顺势说：“可能是睡觉有些着凉了，空调一直吹，下飞机就有点头疼。”

“估计还喝了酒。”凯文开玩笑道。

贺总也就笑了：“看这小体格儿，上前线还不凥㞎直接挂了，我肏。”

Joseph

四十一

再遇到方东红的时候他的圆脸显得更加涨红、油亮，不时擦着汗，嘟着嘴跟我说想要找我汇报汇报工作。

在国内的一个月，他虽然远离了贺总，但是却完全没有一点要改变工作节奏的倾向。甚至还增加了每周一代表Құрайң给公司领导在工作例会上做摘要总结，并随时向贺总反馈工作例会上领导给Құрайң项目进展的批示。

而我，是真的黑了、瘦了。

在钻井现场的一个月里，三次躲避移民局躲到了钻井房的机柜里；其中的一次在柜子里连续被锁住二十个小时没有进食，爬出来的时候几近昏厥——这对于我这样的低血糖患者来说，差不多已经就是生命的极限了。

方东红坐在我对面声音洪亮的说着他最近统计到的产量波动和研究院建议的补救措施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在野外长期工作的人会从内心深处对室内工作人员有一种复杂的不屑和怨毒，——就像原来贺总经常对研究院里每一个人都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奇怪的情绪。

他竟然把自己养胖了，他吃着肉、喝着酒、唱着歌就过完了一个月狱后余生，虽然是一整年或者两整年不得进入哈萨克国境。

而我们，我们比监狱还局促、比罪犯还惊恐的躲在井场的机柜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最可笑的，方东红虽然上Құрайң比我早了好几个月，但是一直都是待在阿特劳办公室陪着贺总，并未经历“现场集训”。他甚至还不知道我一上到项目就马上被放到了井场，他给我的信息都是我最近才从井场发给贺总，再经过贺总转发给研究院的。研究院的同事最初也并不知道凯文和我会在井场呆了那么久，一直到再陪着单丹、华章他们撤回阿特劳并一起回国。而根据贺总对每一个人的单独训话，我们似乎都一致的对于Құрайң中方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被派到钻井一线“卧底”的情形向中哈方同事做了“保密”。

方东红所复述的技术要领其实是我在离开北京之前布置给研究院的，看来他们还根据新的数据做了很多分析和订正的工作。方东红也是高度评价城俊和建军在这一段时间内因为缺乏两名得力助手所作的各种努力。他说他也曾经直接督导研究院的统计工作，看到柏老师带领着团队加班加点的帮助项目提升研究他也非常非常心疼，“柏老师已经是年近七十的人了，一直盯着产量、一直盯着井，每一步研究他都直接部署，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反复的核实，真是太敬业了。他办公室里那台换气扇坏了，经常会噶棱噶棱响——”

我不能打断方东红的这种汇报，因为这是石油公司汇报工作的一种习惯，他用的完全就是他给贺总汇报的方式，也是贺总给他的上级马总汇报的方式。但是更清楚我们的工作时间最多就是消耗在了这种故事之上。我不怀疑柏老师的敬业精神，甚至于我应该是比方东红更加熟悉柏老师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习惯。但是如果是需要尽快沟通工作信息的同时做好工作目标确认的当口儿，我觉得应该尽量压缩掉这种不会影响柏老师收入的描述，优先把需要确定、需要厘析的事务往前摆。至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工作内容、工作态度、工作困难再摞上一堆私生活的话，谁也说不清这个事情需要多长时间来处理了。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节奏来把他要说的事情小心的藏在一个我肯定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就好像方东红现在在跟我说的情况里最为关键的是他用一种极其明显的姿态暗示着我们不要去追问今年春节后打的第一口井的工程细节，也不要给出射孔方案。

Joseph

刚刚送走方东红，孟繁辉就笑呵呵的走进办公室跟我打招呼：“怎么样啊，陈总？”

我点点头：“稍微有点儿忙，你坐凯文这个椅子罢，那边那个椅子太硬了。”

繁辉也没太客气，坐下就跟我询问地震项目合同的事情，因为他们这边已经看过一轮地震处理的结果并提出修订建议，“现在挺棘手，大港那边不敢给我们成果，连图都不让我们抓，”他眨眨眼睛，“还是喀绵那边的账款，这个我们也跟那边说了，不能放进一个筐里。现在就想知道BGP中亚这边中标了没呢。我们说也不成，得他们BGP内部给确认。”

碰巧这事儿我回国前问了Gulmira一句，她说采办那边已经给BGP确认过了，他们是惟一一家应标服务商。我说：“这个如果是BGP中亚的信息才相信就不要问我们了，我们说什么也是白说。Құрайң这边已经授标给BGP了，他们应了以后就可以签合同。我们是一分钟都不敢给他拖，他要是还不肯给我们一点东西的话我们打井的数据支撑就没有他们这个项目的事儿了，到时候他们会很麻烦跟我们再讨论下一轮的合同款。”

“我也是这么说的，”繁辉道，“其实这些人跟我挺熟的，有些人是十几年前就开始跟他们打交道了，私人感情都不错；但是，涉及到咱们石油公司他们一点儿都不管情面，因为上面听说也是下的死命令，谁要不回钱把成果交了谁就要就地免职。”他轻轻抬眼皮看了看我，“陈总，我说话比较直，你也别不爱听：大港毕竟是跟石油公司这边签了协议，他们现在连启动金都没拿到，心慌的狠。我们是甲方也不能把所有的乙方都往绝路上逼不是。我也说了，只要BGP中亚那边快点速度，咱们这边都是能尽快缩短流程的就缩短操作了。”

我点点头。这个事儿我也不想很投入，明显贺总对这个事儿躲得那么厉害，我也就是盯着一个付款的事儿，其它情形能不与闻就是最好。

“技术上的细节我就不给你汇报了，也是请了第三方六七个专家一起验收的。”他把验收意见复印件递给我，“正好是喀绵的项目要弄个大的验收，我就放一块儿了。”

我心里不禁在想，没准儿就是这个验收让他们觉得两个项目要一起算账的意思才搞拧了。但是对繁辉不能这么不客气，况且他主要还是从技术视角在办这个事情，也没想那么多。

“石油大学、中石油退休专家、GCS专家都在场，这个名单拿出来也够了，也不是咱们内部的一个评委。”他略微压低了嗓子，其实原来他说话的声音就算不上多高，“韩院长，非让放在一起，说是库让这帮人不好答对，有这个就不怕他们回头说都是研究院一手操办的。我想想也有道理，毕竟不是内部评议类型的项目，——像咱们自己搞FDP那就简单多了，——这个还是人家韩院想的全面些，都有记录。”

我点点头，估摸着贺总没有同意给第三方评审的钱，——而且也确实不好从哈萨克发给中国几个自然人，合同也没有。可是，反观韩院长这边，估计也是被迫走到了喀绵这个死衚衕，再没个抓手可以应对贺总了。甲乙方之间固然是麻秆儿打狼——两头怕，算在甲方自己这里边的小算盘也一样都有着含糊。

繁辉又问：“刚刚听说你们都在井场呆了一个月？啥情况啊？”

我笑了笑：“贺总统一安排的集训。”

“我还是听韩院说的，他当时就很纳闷：贺强这是玩的什么套路，给马总上眼药儿吗？”繁辉道，“好像你跟王凯文都是马总直接点名派到库让去的，而且也在公司公告了。”

“嗯，”我笑了，指着我自己电脑屏幕道，“刚刚看到HR的邮件，‘试用期半年’，我倒是升职过去的还是外面招的，还试用？”

“Amanda说你们那个李忠和特别不好合作，总部要什么都拖着，啥都能给你拖过审核时间点。”繁辉又问。

“我也是见了两次，没有什么交集。”其实我跟忠和还是有不少的工作接触：地震这个事儿是一个，去井场之前还开了一个跟GCS的测井技术研讨会，还有就是本质上是他主持却硬说是我主持的一个射孔服务研讨会。给我的感觉：忠和是一个挺喜欢享受的人。做事情大多数是更愿意推卸责任和减少工作流程。他越是大声说话的时候就越显示出他对正要发表意见的部分相对比较无知。还有就是因为跟贺总住在同一个公寓，经常帮贺总做饭，他有时候会比贺总更直接的给同事难堪。

繁辉道：“不知道这个李忠和什么来路，好像跟贺总关系特铁，你也得小心点儿他。”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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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和本人其实倒也不难答对，只要劝服贺总就自然让忠和没什么坚持。

我虽然不知道忠和跟Amanda之间到底有多少信息需要沟通，在我看起来这事情很简单：Amanda找忠和的茬儿没有用处，只要贺总不点头忠和一个字都不会给；只要说服贺总，忠和不会有任何的抵触。

忠和主持那个射孔的技术研讨会，也是来了两家服务商。一开始贺总希望是不作调研，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要到阿特劳就加了一层。既然是贺总本有属意，那么忠和在会上自然就对乙方更加傲气十足的摆起了大爷派头儿。

他在会上批评我也是因为我想要伏尔加河公司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深穿透射孔技术在里海区域的应用情况。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伏尔加河的两位技术负责人给我们说明了他们引进的德国射孔弹在里海北部区域的应用范围和效果。忠和愤然离席后大约十分钟又上来四楼会议室坐下，态度上突然有了一个极端的变化，不仅仔细让刘睿帮忙问了技术问题，还对对方的技术主管表达了一种难得的尊敬。我猜他是去跟贺总告我的黑状，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被贺总勒令回来陪绑来了。大致的道理来说，既然是打着我的旗号要跟几个服务商有个交流，那再做足一副奴才得势的嘴脸对贺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这次参会的，因为有刘睿在现场进行中俄对译，就没有让Gulmira（Гүлмира）再来参与。地质部方面，Baltiry和Samal两位在忙着给储量申报准备材料，所以只有一个实习生Kuanyshkeldy（Қуанышкельді）参与。这个名字（对应过来的音类似“古瓦内史杰力得”）在哈萨克语里是“好运来了”的意思，好像在哈萨克除了这个孩子也并没有谁把有含义的词作为名字来使用。他的同胞好像相熟的人会称之为“Куаныш”；中国人则基本上没人能念完整，一般就简化成Кука（库卡）。中方凯文和我都在，研究院的人就没有再让他们掺乎了。

伏尔加河的两个参会的人都是技术出身，说起他们这一套技术来确实堪称滔滔不绝。忠和的突然离开让他们很是错愕不已，我反而觉得这件事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示意刘睿帮忙说一下我们的交流可以继续。刘睿似乎是解释的内容比我交待的要多一些，对方也没有更多的追问就继续他们的片子演示。

Samal（Самал）在开会的这个当口进来跟Куаныш说了几句话，是用的哈萨克语。伏尔加河的那两个俄国人跟刘睿一样一脸茫然。Куаныш跟我们笑了笑，说他有几个问题想问伏尔加河的总工，他说的是俄语，大家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我一边听着他的提问再被刘睿从俄语转过来一边在感慨如果Gulmira在现场她就可以直接把哈萨克原意大致用英文给我透露一下。

差不多就是伏尔加河总工开始回答Куаныш的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忠和返回了会场，他跟刘睿说请大家谅解他的工作很忙，随时都有事务可能会打断他的安排。

“听的怎么样，陈总？”他回身低声问我。

“我对射孔参数也是外行，正在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些情况不适合深穿透技术，感觉是有些道理。”我据实答复他。

“深穿透有啥不好理解的，”他似乎刚刚想跟我这儿比划着做个说明，然后就慢慢放低了胳膊，压低声音说，“这个他们都是专家，先听听，对比一下，回头KNLK那边的专家可以用中文来交流，就方便多了。”

我轻轻咳嗽了一下，也压低声音道：“交流是一方面，技术实现是g——呃，——另一方面。都很重要。”

“对对对，都很重要。”忠和的脸上带出一种我从未看到过的顺服表情，那一瞬间我也开始理解贺总为什么会对这个看起来业务粗糙、外语拌蒜、笑容猥琐的小胖子有着这么强烈的愿望要合作。他是最直接投效于权力的人：他可以在你拥有权力的时候让出他的全部空间；他也可以在你没有权力的时候让你彻底没有空间。

Joseph

刘睿在整个会议讨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另一种强势。

她会特别简单的跟我说：这一段不用翻了。不会妥协也不会给我清晰的理由。后来我才注意到这是因为翻译任务量过度繁重而对贺总的工作安排都进行了质量调档，大多数她的对译的精确度都无可保证；而贺总的指标就是数量而不在精准，所以刘睿不仅仅是工作热情很高，工作中的人事管理权限也很大。

她最为招摇的一个事件后来落进了Kyra的眼睛。

这件事现在还没发生，但是其实有些朕兆却在我刚刚在工作上跟刘睿有接触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Kyra看到的是她有一次毫无节制的跟哈萨克同事乱发脾气，而且是当着中国巡视组很多人的面。

“这脾气也太大了，”Kyra后来跟我谈起这个女孩儿的时候第一个评价就是这样，“对外国同事完全没有耐心。”

其实关键还不是“耐心”，而且也不仅仅限于“外国”。

我没有特意去接Kyra的点评。虽则名义上我也算是刘睿的领导，但是以贺总的模式不是按照管理层级而是根据和自己的亲疏来界定人员职权的方式来说，我还没有力量去约束刘睿这样的非直接部下。就算是直接归属于我的部下，也好像是只有方东红因为越来越适应了我的工作习惯而更直接理解我的技术性决策的要点，但是他的策动力量暂时只能在北京发挥，运行不到阿特劳来。应万起是自从我正式就任项目总地质师以来就没回应过我的任何要求，比我在研究院作他的“内部乙方”的时候更差。应万起的对抗几乎是直接获得了贺总的鼓励与赞赏，只是幸亏我们的技术决策并不是由应万起负责什么，否则他真的会因为这种只要是我的提议就坚决抵制的思路更早的离开项目。

“我跟地质部和生产部的同事沟通还不错，”我尽量是绕开这个话题的同时直接表扬一下自己，“最近的钻井效果都证实了我最初的预见，所以哈方同事对我的技术能力越来越有直接和积极的回应。”

“是的，我们这边接到了Baltiry特意写给我们的感谢信，她认为你是所有派驻员工里技术能力最好的一个，尤其在坚持今年第一口井换层生产这个决策上显示出技术和决断力水平，让这口本来准备作地质报废的井有了十六点七吨的日产水平。”

“你记得还真清楚。”我说，“我现在记忆力都差了很多，你看这半年头发又白了很多。”

“Baltiry特意让那个翻译翻的英文，我们这边也找俄语翻译试着对了一下，所以我印象很好。”Kyra道。


“这口井的论证确实是非常棘手，”我叹了一口气，“贺总不支持，刘睿也不肯帮忙翻译，我是硬拽着Gulmira做了这个说明。因为我觉得咱们公司一口这样的大斜度井下去就是百万美元的成本投入，因为KNLK测井解释没有给出气层而导致的射孔事故只是单那一个Aption储层的问题，我们还有至少两个层需要再利用这个井眼儿试一下效果。”

“这种想法就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所以收效也很显著。”

我摇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Gulmira并没有因为我去库让项目就留下来，我抓她帮我翻译的时候她已经在办离职手续。Baltiry宁愿去求已经去阿斯塔纳工作的Gulmira而不用刘睿来作第二语言备注也说明了这个倔强的哈萨克老太太对于刘睿工作质量并不充分认可。

现在这些事情当然都还没有发生。我们都能看到以后它就向这个方向去发生，但是却又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很多很多的变数。一直到这些情况渐渐聚集起来走下去，可能性越来越少，变数也逐步的定向到一个明晰的去处。乐观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我们的意愿；悲观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命运的安排。

Joseph

是的，这感觉不是很舒服。

而且，也无须跟Kyra说明原委。

还好就是自从井场上回阿特劳我们基本上没有过多停留，只是留给Baltiry一个储量概算的复核表和一批新井我的分层对比成果。

单丹比我们更晚了一天回来，结果她遭遇到第四次彻查。听说是钻井服务商的车带着她和好几个乙方中国人在里海边缘一路狂奔了上百公里才甩开了警察的围追堵截。当小姑娘一脸倦容跟我们准备返回国内的时候，华章报复性的嘲笑她多留一天在现场也只是玩一个“猫捉老鼠”。

Baltiry在跟Gulmira沟通的时候并未表现出对我的工作有多少认同，她说所有这些地质解释和地质观点她都会仔细复核。当我试图跟她解释我的这些分层可以把纯气层、纯油层、油水同层从机理上解释的更加合理的时候，Gulmira冲我笑眯眯的摇了摇头，而且也没有帮助我进一步补充的举动。Baltiry接着说，她认为上一次我们在地质分层上的认识是合理的，所以她会尽量通知已经在帮Құрайң作储量上报的公司也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在今年夏天这一版就作出更新。我相信Gulmira会在随后的时间找Baltiry帮我进行沟通，所以就Да、Да、Да的直接点头表示同意。

应万起批评我的分层方案的PowerPoint材料也是在同一天会上由华章代为用英文宣读，几个懂哈萨克语的女生每次听到华章说到“应总”的时候就会羞红了脸吃吃的笑起来。我好奇的看了看Gulmira，她一笑转身去跟Samal说了什么，然后就唧唧咯咯的有些溜号，直到Baltiry愤怒的勒令她们停止才作罢。应总的这一长篇论证如果是他本人用中文直接宣讲，应该是气势如虹，内中自带着一股傲骄雄浑之凌厉。虽然华章在转英表述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也足以形成某种气场。可惜的就是这份长达百页的论述中处处都是原方案不是而完全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建议，被Baltiry追问了几个“那么Ying的建议是该改在哪里？”华章翻遍了PowerPoint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后来Samal跟我说，应总自从一到Құрайң就想要推行一种“盆地大连片”的地质统层工作，他批评我的材料此前也作为批评哈方原方案的材料让Gulmira详细的从一个Google Translate的英文稿上再转译为俄文。这也是这些同事看到他的英俄文双语版PowerPoint素材的时候变得比较忽视的原因，因为其中的内容完全没有过改变。（当时因为讨厌自己的姓会被俄语里写成“инг”会发出类似“阴哥”的音而选择了“ен”，而这个词在哈萨克语里有个歧义会指向性的方向，成了哈方同事一提到他的名字会忍不住笑声的一个原因。）

我没有跟Kyra讲过，甚至也没有跟Gulmira和Samal分析过。其实名字并不像很多中国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只要这个标签大家都不拗口就可以。

Kyra还问过一个问题：“贺总的俄文名叫亚历山大？”

“对，Александр，哈国同事都用这个名字叫他。”这个名字在俄语文化里有昵称“Саша”（Sasha），但是从未听见有人这样称呼过贺强，当然“Шурочка”这样的昵称自然就更没有人会用在他身上了。

我的英文名字会在哈萨克同事中称为“Зак”。Zach是个外来名，跟Joseph、Thomas一样本来没有什么俄式昵称，Gulmira有时候会开玩笑的像我们在SBM的时候那样叫我作“Зашника”（类似“咋什尼卡”）。渐渐Baltiry、Samal、Kuanysh等人就这样浑叫起来。

Joseph

忠和本来有个英文名叫做Frank，听小来说，在刘睿和贺总的一致利诱下改叫Иван（伊万）。Иван和Светлана——这是刘睿的俄语名字——是当时哈方同事都最熟悉的中国同事，甚至可能比Александр更为人所熟知。

Иван自从到了项目以后就埋头扎在采办部最拐角的大办公桌后面面露喜色的工作着，就好像他真的一直在笼罩在上帝之光中。Свет在俄语中就是光，Светлана则经常比光更快让同事们发现她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我跟Kyra坦承这两个人已经完全被贺总激励起来，有着让其他同事羡慕的劲头在奉献着。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方东红。”我想了一下，发现自己忘记了已经因为签证问题暂时滞留国内的方东红。

“那你跟王凯文呢？你们俩被调动起来了吗？”Kyra追问道。

“我们跟贺总的接触时间还很有限，去项目也主要是在井场呆着，每天把能汇集的俄语信息转成一个口头上贺总可以接受的中文版本大概交待一下，基本上还谈不上有工作上的衔接。”我实话实说。

“是这样啊——，”Kyra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分析说，“其实贺总原来一直跟总部这边要俄语翻译和采办：这个情况你也知道，那个钮信君跟他也不对付，他不就给退回石油公司了嘛。其实这个钮信君好像是俄语水平不错，——对对，就像你说的，简直就是母语一样，好多人都这么说的，——就是跟领导不合拍。跟喀绵那边那个联管会里的人都打遍了，这次贺强说不要他，那边直接跟李志魁一起也不要。——对对，他这种人不愁找工作，人家有这个资本。

“只是我们没有啊，我们这不是紧着问朋友才找到刘睿，语言也很好，工作也积极。贺总对她也信任，每次提到她都是一通夸，夸的跟朵花似的。采办懂俄语的就更难找了，我们做了两个选项。一个是李忠和这边，英文很好，以前就是英文老师，也干了好些年的采购和管理，石油子弟，对石油行业很熟悉。


“来增祥这边本来是要放在北京，——毕竟很多中亚和俄罗斯的业务需要一个有语言基础的，最初找他来帮忙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初衷，——马总对于此前班底的人有些情绪，来增祥就申请去前线。这个人我感觉干活儿还蛮踏实的，上一次去中亚跟着马总他们一起出差写了一个出差总结，情况都列举的非常清楚。前线这边，不管是四百亩还是库让，其实都不像北京这些想的这么简单，很多决策上的事情也都还有原来哈方出资人的影响在。他的介绍里都说了。包括叫Arne的这个丹麦人，虽然表面上是哈方股东雇的一个咨询顾问，但是其实也是哈方股东的智囊核心成员。

“马总是上去正赶上一个环境事故，HSE，我也不懂。一个井射孔的时候出事儿了，贺总是说的研究院射孔建议出错了。李志魁、柏凛涵当时才到研究院，就查你们那个开发方案，不是去年年底就定稿了嘛，上面正好提醒说这口井的这个层有非常高的天然气，所以这俩人就不同意贺总这个结论。贺总好像也没有拿出个邮件或者什么东西来证明这个射孔方案确实是研究院出的。马总就说：这么着罢，我看你贺总手底下这人也文齐武不齐的，这个报告都搁你这些干技术的手里也有俩多月了，连这么点儿事儿都没闹明白，就不如直接把这个陈墨给你，他不是这个油田的开发方案都做出来了吗，他给你当这个副手，技术你就不用再这么操心了。”

听Kyra这么讲，倒像是最初只是定下我一个人去项目的样子，而且这个情况似乎是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

“贺总就又强调说他手下没有懂钻井的，他说射孔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钻井环节上出的问题遗留到后边造成的。说是哈萨克那边的安全委员会叫什么‘阿克别林’的都惊动了，差点没出人命，压井都压不住了。这么大一个事儿，马总就同意从别的项目给贺总找一个钻井监督。马总的意思要找就找一个好样儿的，给贺总当副手，直接把钻井这个安全问题给整个解决喽，不留死角。”

原来方东红他们提醒的事儿还直接牵连着我的这次调动啊，确实是没有关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