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星星的夜空（第三集）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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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风光参加这次北京举办的本质上就是“年终总结会”，贺总让方东红准备了二百七十多张片子和六个视频嵌入，整个PowerPoint文件就有一个G大。

就这份演讲材料来说本来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无可挑剔，因为为说明每个观点所配置的表格和照片常常都有十六七个片子。只是这样大量的素材再加上贺总习惯的讲故事式演讲，让总部给库让的三个总结、每个二十分钟最后都让位给贺总一个人还是不够他用。

凯文甚至在下边跟我嘀咕起来：“这样一个效果还把咱们哥俩儿叫回来有什么用？”

我很理解凯文的抱怨，因为我们俩的总结片子都是在现场的时候准备的，为求能够在二十分钟内讲清楚我们各自的职责状况我们也进行了很系统的分割和规划，这些材料当然也是贺总以审查的名义提前五天就要走了，而现在他的总结中就完整而连续的包括了我们的所有片子，只是在演讲上未能完全体会作者本意而有了生动的曲解。

凯文原来很细致的想要将地面建设的三个期次按照年度规划再行拆解和讲述，因为我们在前线一个屋檐下住着，他给我们讲述过好几次想要表达这个工程的繁重和系统性，体现工作量的同时还有风险预警。但是贺总并未跟凯文沟通过地面建设的主题上基本构想，他只是按照自己对于凯文素材的理解增加了大量诸如“那个路面啊，都是老砂石路，那家伙不好整啊，冬天都是冰都是雪，你看，冰雪路面嘛，这都知道，车到上面尽打滑，出溜出溜的。这个管沟罢，就在这个路帮上。隔着呢，也就是两三米，那可近了，你也得做护坡里边，可不好整了我跟你说。你得先征地，再呢，迁护坡……”非常非常形象却与主题并不直接相关联的话题。

感觉凯文平时没有这么激动的，却真的好像是听不下去了。

这件事我的确挺心疼凯文的：凯文跟我还不一样，他在北京的房子好多年前就租出去了，现在家人都在别的城市。他来北京，如果有他的工作内容还好，要是只是这样参会确实让他感觉更加索然无味一些。我之所以能够体会到凯文这种难过是因为我自己在北京也没有归属感。自从工作角色前移，家里到处都是扇着的大布单子。短暂回家，还要花上一天打扫，真的住进去也总是感觉没有了原来熟悉的味道，甚至反倒是没有住宾馆更轻松更简便些个。

跟北京的朋友们一起小聚？我也想过，但是后来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自己也不是离开了就不再回来，更不是像Kyra说的那种直接去那边定居。聚会第一次、第二次可能还有人来凑热闹，次数多了就不像个样子。再者说，除了我别人也都有家有业的，就算聚也不会天天都能组成局，来的人太少就更没什么兴致了。想了又想，怎么都觉得如果没有超过一个礼拜的假还是自己悄悄的存在着更好一些。

其实挺想去看看Yoyo的，也到她公司的楼下转了转，最终还是放弃了与她联系。

想了很久还是给俞总打了个电话，说我刚刚回国开会，想看看她什么时间有空儿一起喝杯咖啡，实话实说给她，我有很多管理上的困惑想向这位老领导请教。

Joseph

四十六

跟俞总一起单独喝咖啡吃饭的次数似乎已经不能统计了，只要不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俞总避讳的，所以这个时间点找她吃饭我的心情相对Yoyo比较而言反而更加轻松。

俞总很在意跟我这次闲谈，她特意挑了地方并提早赶到那里等着我。

五十出头的俞总细看脸上已经有些松弛，但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最可喜的就是眼神如电、神采飞扬。我进门就向她这边挥手，她站了起来向我这边走过来。我想要伸手跟她相握的时候她轻轻的拥抱了我一下，那种气度先是让我觉得十余年并肩作战的情谊仍然满满在胸。

俞总笑了一下：“我还带了你的另一个敌人，也是我的另一个敌人。”

这时从俞总刚刚坐着的高背沙发对面站出石婉灵，她笑容看起来比俞总还要漫溢的望着我：“陈墨！”

我有些发愣：“怎么，你们——？”

俞总笑道：“前一阵我俩参加的公司都遇到了问题，你去哈萨克那阵子我们就合伙开了一家小油服，自主创业。”

小石道：“我们听说辛迪跟你分手了，所以这次也没有叫她。”

说实话我非常佩服这两位的准确表达，在她们寥寥数语中已经把我可能要问到的几个关于信息传达的要点都给了我。

我道了谢，坐在小石旁边，也就很真诚的跟俞总将我最近的遭遇一一的说了，当然涉及到贺总转移账目这种大事和库让资产总额这种敏感话题我还是刻意让了让。

我问：“为什么这样看起来非常不正常运行的公司仍然能够持续经营，而且现在看起来好像反而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主流呢？我真的非常困惑，摸爬滚打这几年就怎么样也想不清其中的意义所在，就好像我们在外企那些培训都是纸上谈兵。”

俞总点点头：“陈墨啊，你能在这个时间找我，我真的很高兴。你说的这种问题，在我之前运行的团队也存在，在小石她们团队也存在。我们也在梳理我们的教训。”她略略停顿了一下，“我想你肯定明白这中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基础和适应性的问题。

“GCS那一套，首先假设的是员工基本素质要好，都要有很好的职业目标感。这种条件的员工目前在私企里很少见，就算是有也不过是几个个别到私企用意在上位或者捞钱的。我们更大的人群中的员工都是立意在职业就是饭碗这个层面上做思考，他们对于职业的热爱也仅仅限于职业提供生活基础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思考，或者我们的思考没有贴合到现在整个人力资源的现状。

“小石现在在我们这边跑销售也兼职做人力资源，我们已经不再日常沟通里夹英文词了，——你注意到没有？——这是我们经过上一次之后共同总结出来的文化适应性的一部分：我们的人力资源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并不是GCS那种四平八稳或者之前那种锋芒毕露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只是在找那种能力适合，对于生活有野心的年轻人。

“公司没有大量英文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额外要求英文水平，公司内部邮件和会议也不提醒英文。对于员工我们现在更鼓励他们向自己最赚钱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个我们也不能确认的什么未来需要的技能。”

俞总笑着停下来，等着咖啡店的小店员帮我们把咖啡都摆好。

她喝的一小口，咂了咂舌头，叫小石：“这玩意儿还是得再加点儿糖。”

小石点点头，去前台那边拿糖袋。

俞总看着她背影，小声问：“你跟小石没有什么别的罢？”

“没有。”我茫然摇摇头，自从GCS之后我们实际上都没有联系了。

俞总冷冷道：“年少，戒之在色；年壮，戒之在斗；年衰，戒之在得。这是《论语》的总结，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任何时候都要考虑这三点。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要放得下玩闹的心、争执的心、矜夸的心。”

“是。”俞总这样批评我，让我其实心里反而暖暖的，有一种多年前投靠她的时候的那种奇怪的亲密感，是一种别的领导都不会给我的体验。

“陈墨啊，你能想到反思，这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高兴。”俞总一边接小石递过来的糖袋一边说，“人最大的困境并不是能力上限，——能力都要遇到上限的话，这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最大的困境是无法躬身自省啊，为什么曾子三省吾身就是一个榜样，仔细想想，我们这群人又有几个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的，是不是？”

小石平静的坐回到我旁边，突然就插话道：“俞总是不是问你当初是不是我造谣你们俩的事儿？”

俞总笑了笑：“我可没问，你可以问陈墨。”

我摇摇头：“她真的没问。”

小石道：“我不信。”

我也笑了：“这下子我倒是真的怀疑当时就是你干的了——都过去了，我们之中任何人也不会再回到GCS去了，这件事在当时有意义，拿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说法其实我是听Yoyo跟我说的，现在只是借用一下罢了。

“辛迪那边，”俞总就像突然抓到了我的思考一样说起来，“也挺艰难，这两年石油行业创业是最最艰难的。我可以肯定的说，谁能挺过这一段艰难谁就能活下去，这就是大浪淘沙。”

“你还不知道呢罢？”小石道，“辛迪他们最近合同回款太慢，资金链崩的很紧，她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车子都抵押出去了。一个女生能拼到这样真是不容易。”

俞总冷冷的道：“她找的合同都很大，但是项目周期太长，再加上甲方拖延，很容易就会把她这么小的公司拖垮。现在做销售不能跟GCS的时候那样。那个时候公司底盘大，不怕跟甲方耗，而且太小的项目也不是GCS的长处，它在那种纯技术服务领域并没有很大利润。公司规模变了，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位置，算清楚自己赚钱的方式。”

小石道：“现在俞总可跟那些年最大不同就是不谈技术领先，专门谈钱。”

俞总笑道：“技术领先还是要谈，跟甲方要谈透，让他们给钱。”

我也笑了：“两位多年未见反而倒是显得更年轻了许多，有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是当初在GCS看不到的。”

小石道：“是罢？”然后就对着俞总笑了，“我就说这家伙一看到咱们准满嘴的乱夸，你看到了罢，最会哄女人穷开心了。”

俞总摇摇头，仍然继续着她自己的那个话题：“自己开公司，自己付出什么拿到什么，不想清楚是不能开头的。以前还觉得像VB那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算清楚提成是小家子气，现在就看清楚了他的经验恰恰是从这种草根公司里拼杀出来的。”

“对了，说到VB，”我道，“最近我在公司通讯录里看到他名字了，他去我们公司的加拿大项目团队了。”

小石道：“我听说英荷石油裁员的时候他是第二批，在家也休整了一年多，你们加拿大那个项目好像开出来的条件特别好，很多英荷石油的人都动心了——”

俞总道：“圈子很小。”她看了我一眼，“你们那些领导以前也有是我们甲方的关系，之前留过联系方式的。”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小石笑了：“俞总，你发没发觉，陈墨现在倒是真的比几年前历练的沉稳多了？”

“欸，欸，”我也放松下来，“好歹我也是四十的人了，别说的跟十四似的。”

“最大的变化，”俞总道，“我看倒是精神状态，让人感觉韧性比GCS那几年要足。陈墨你今年还不到四十罢？”

“他？”小石冷笑道，“应该是三十八，他就比我大三岁。”

我点点头，确实如此。

俞总道：“正是开创事业的好年纪啊，陈墨！”她盯着我，“想做什么都不要犹豫，时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成本，也是人最高贵的资源。我们现在开公司，最希望的就是聚拢人才，买下他们最宝贵的时间，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冲刺。”

Joseph

聚拢人才，谈何容易！我虽然夸奖俞总她们越发朝气蓬勃，但是其实也的确在她们身上看到一股浓郁的、强烈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成功学风潮。这是很多创业者都具有的韧性中最为常见的一个特点，他们坚信自己选择方向的正确性，对于这种正确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性反应——任何角度提及他们方向选择风险的说法都会被屏蔽或者被否决回来。

我非常欣赏她们俩这种热忱的同时也很为她们的精神支柱中间的某种非理性而担心。

果然，更让我担心的话题还是被石婉灵抢先倒了出来：“俞总和我前一阵子特别走霉运，我们去请教了大师。这跟我们的聚财方位有关，我们现在选择的办公室和注册地都在天安门的正东，地方比原来GCS肯定还要偏一些。但是这几年肯定都是财势趋向，没看到北京市政府也要往东边迁嘛。”

俞总显然并不觉得小石的总结有什么荒诞不经之处，她平静的看着我：“陈墨啊，我知道你现在走油企这个方向，这我不会拦着你，也非常希望你在这个方向上走好。但是我是一个直接的人，也的确是多蒙高人点拨，看清楚了中国私营企业进入重资产这种空间是非常局促的——很多搞房地产的人以为自己积攒的几十年的财富可以搞上百亿的项目、上千亿的项目，他们小看了油气行业的风险和持续投入的压力，以及资金回龙的时间周期。而且像你们办公室选择的方位确实是很差，我让很多人都帮忙看过，重要的是气和运。你们办公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也还算是凑合，这两年运转东南，你们没有顺应做出调整，运一旦式衰，气就转微。所以接下来你们还会遇到很大很大的坎儿，后继乏力却是因为运道之外还亏着气，想要扭转起来就要费大周折了。”

虽然内心也感到石油公司越走越忙、渐露疲态，只要是一步没有踩稳都要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资金周转。但我并不能相信她这种推测的理由。因为我无法相信方位会影响什么。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看来，地球是个圆球，南北你还可以说个绝对——先抛却磁偏角的话题不说——这个“东西”只能是相对量罢了。只要愿意往下算，一直往西算下去就能算到你的东边，一直往东算下去也肯定能算回你的西边。

只是最近看的生意人很多，大多数老板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拜神灵、求机运、访高人、谒名师，不足为奇。俞总毕竟折腾着不肯再简单做个高级雇员，想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快速拓展价值，偏偏赶在了油价一路从高点下滑，连续遭遇职业挫折，自然更加容易寻求精神慰寄。

我可不愿意跟人在信仰层面讨论那么多：即便是我坚信自己的信仰正确也觉得没有必要强求别人去跟自己同步。这倒不是信仰不够坚定，而是相信他会在主的指引和庇护下最终寻着他的路径去认识神、认识生命的源泉和意义所在。神为他安排的奇迹本不是我能理解和分析的，应该由他自己去追随和求索。

“俞总，我们且不谈风水这个层面，只是说运营，”我将话题仍旧归拢到最初，“我当然理解人需要现实的思考，也相信企业运行现金为王的道理，但是仍然是非常希望从您身上学习到一些思考，就像刚刚您特别跟我分享的这些，但是就是希望知道更准确的一些答案。比如，如果我明显觉得运营管理上漏洞百出，然后按照原来在GCS学习到的思路进行结合现状的调整，也有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却因此明显引起了主管领导的嫉妒与不满，按您建议来看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俞总转了转她的咖啡杯，很认真的在听我的讲述，然后追问道：“有更具体的例子吗？你做了什么？哪些具体的点能看出主管的不满，他的具体对应操作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一个例子是我做了一个信息共享平台，目前渐渐在前后方形成了从邮件到数据的扩展，并且最近延续到了多方信息和工作流程的共享。这完全是GCS工作流程的一个简化，虽然推进过程中我费了很多心力去维护和推动，甚至不惜多次动用私人关系来进行策动。但是这个系统现在在项目到总部的运行都还不错，也对前后线的互相理解有所推动。但是库让总经理贺总对于我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抵触，最近也是屡屡发出一些规定来从中割裂信息沟通，至于对于我个人的打击还是小事。就比方说，他最近严格要求前线人员必须至少拖后二十四个小时向后方提交日报数据，前线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技术观点不必向后方说明。等等等等。”

俞总刚刚要说什么，我略拦她一下，继续道：“我特别理解贺总作为传统的技术管理人员那种想要倚重于信息独占带来的威权，但是他应该理解现在库让项目的运行风险极高，他如果继续封锁信息会对自己未来决策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因为他会忽视一些明显的问题，并且会继续作出很多并不切合生产实际的论断。如果信息不对等，他自己又没有技术能力作出合理判断，那么整个项目的运行风险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逼近于失控的边缘。事实上我和几个同事已经非常担心他会越来越无视专业建议而铤而走险。”我顿了一下，压制了语速，调整自己的情绪，“就像对于他自以为很熟悉的地质，他的技术观点已经都是大概至少二十年前的东西，很可能有一些只是他读大学的教程中提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被中国同行淘汰了，他却仍然抱着不放，还以此作出后续的运行决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协调他造成的风险和整个团队运行之间的关系了。”我盯着俞总的眼睛，“所以，迫切希望您能帮我分析这中间可能操作的空间。”

俞总继续着她的思索，然后仍然还是追问：“他作出的错误决策有哪些，有什么明显的业绩差异吗？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什么指标是在公司层面可以看到的？”

我思考了一下，感觉有些问题无法回答了，因为会涉及到公司运营数据，但是又真的希望俞总可以通过她的思考来给我一些指导：“我可能无法给出很多细节，只是他有些数据肯定是会反馈到财务报表之中和年度考核指标之中。俞总，我们是上市公司，目前我所在项目也是今年业绩的一个核心，毕竟是新购入项目第一年由我们来运营，所以暂时公司没有年报推出之前不便于说出更多细节，请您见谅。”

俞总笑了笑：“这我都理解。那我换一个问题，就是说此前公告过的C项目，你们的加拿大项目，——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项目，你先听完，——你觉得它的运行中会有类似问题吗？或者我需要问的是你们第一个购入项目，那个什么四百亩，听着跟个农场名字似的，这个项目运行有类似问题吗？”

我愣住了，突然更冷的一股凉气儿从脚底往上涌一直顶过了脑门儿。

她却平静的说：“你看，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虽然这答案不太好。”

Joseph

若在昔日，俞总为人刚烈尤胜须眉。无论你给出怎样的难题，她必细致规划、悉心揣摹，纵不能制胜机先也要做到个鱼死网破。此时此刻，她给出的答案虽然很让我绝望，但这绝望中反而证照出俞总多年沧桑里炼就的另一番修为。她在我认为永不低头的那个阶段就这样飘忽忽过去，虽则还展示出许多对于个人命运的让步退守和迷信沉溺于风水轮回的成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她持续的学习能力和对于目标的另一种锲而不舍——她已经愿意承认自己能力之不及，但是仍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创业艰难之后的辉煌。一如登山者对于山的迷恋，他们的迷恋中总是饱含着对于山的畏惧和死也不肯退步的决绝。这种魄力自然有着很强烈的悲剧色彩蕴涵其内，却也因包裹着人自身的软弱而让刚强更令人景仰。
小石悄悄在旁边补充道：“若是在GCS时代，谁都会根据自己的假设来做一番推演，也都会觉得有大把的客户资源在手，创业也并不是怎样的困境。只是GCS本身这面旗帜遮掩掉太多人的个人反思，甚至最平常就是误把GCS的固定客户当成自己的固定客户，把客户对于GCS的信任当成了客户对于自己的信任。我们知道你在现在的管理体系中确实不断在挑战自己的同时也在委屈着自己，这种感受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俞总刚刚来咖啡厅的路上还在跟我说：我们都很欣喜你能过放下以前的包袱约俞总讨论你现在的困境，这真的说明了你做事更加具有灵活性和主动性。特别好、特别好。”
俞总道：“陈墨，其实你遇到的情况并非一个孤立个案，甚至也并不局限于你所谓的私营油企。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GCS虽然是你一直推崇的外资公司，它也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熟管理模型，但是还不是一样内部斗争纷仍，你这样的技术人才也不能在其中以一个专家的方式存留？一个‘人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不能苛求万事都按照一定之规来走。有些事情可能是按照你的思维定势，那就会有另一些事情会按照婉灵的思维定势走，还会有些情况照我的来或者照其他人的来。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给人指出这一点，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其实照我们现在看起来，这种答案也并无绝对，是一个地方、一个时间、一群参与人等多个条件在互相影响着的一种求解过程。”

小石接着说：“这就像我们说地下资产，为什么需要强调多学科融合。核心就在于每一种学科体系都不能很好的解读地下的信息，都存在很大的盲区和误区，只有多学科融合才能在现在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挖掘信息、规避风险。我们并不是说多学科融合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认为没有多学科的融合会导致学科间的互验性不在考虑之中，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道理。”

俞总道：“我们不执念于道理，而是要更加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在多种人生认识的交汇处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并且喜爱的方向。这是一个远比在GCS要艰难得多的过程。我不避讳说，当时我离开GCS，有很多同类型的公司让我去做中国区老大，我的业绩和我的经历都足以胜任，我也不必自谦。我为什么要去私营油企？是因为我认定这个方向里有些东西在未来中国会壮大。现在我选择回到油服，自己开一个小公司，要踏踏实实从零做起，又为了什么？就是因为我更理解油气行业里太多的参与者太过于复杂的流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帮助到客户去消减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步骤。”

小石插嘴道：“俞总，我插句嘴。我不太同意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小公司。我们规模肯定没办法跟GCS、跟HAL这样的跨国集团去类比。但是，我们现在是GCS在中国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把我们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合作伙伴的产品让他们很头疼，我们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在与世界知名的大公司，油服的龙头老大在分庭抗礼。所以我们很强，我们的优势很明显。”

俞总道：“小石坚持她的观点，认为我们是GCS软件这部分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软件其实并不是GCS的核心业务，也许在中国算是相对大一些，并不是主体核心业务，GCS最大的业务仍然是在工程上，这是肯定的，——我们去年这一年在最艰难的时候，油价最低的时候仍然有盈利，这就证明我们成功了。”

小石道：“我们的盈利虽然很小，但是是一分钱外债都没有的情况下实现的自负盈亏。在油气行业最低谷的时候我们还是完成了年初目标，并最终要实现我们的三连跳。”

我静静的听着她们在描述的一个前景，深深为她们的努力拼搏而感动。

zyy521

Joseph

创业在我这种人看起来还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俞总他们这次创业，核心业务其实仍然只是油气专业软件代理。虽然他们能给厂商带来很高的利润回报，但是也严重受制于厂商能给他们的空间。

这种受制是我从油田来北京打工的起初就开始体会和理解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在代理着那个叫做GCS的巨无霸的一个优势产品，也就是小石一直在宣称的打败了的产品。GCS是一个巨无霸，它的软件产业链本身也在制造这个子行业的的巨无霸。小石打败了的这个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得吓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绝大多数的中外同行看作是行业标准。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产品，我们当时在它幼年期的中国市场推广仍然堪称举步维艰，厂商不同意我们的研发建议、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流程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市场开拓成功，厂商随时都可能收回代理权。所有的代理商都会构思多个盈利点也是希望这种授权波动不至于直接杀死自己的现金流。

俞总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问题在于：她在私营油气企业追求的疾速失败让她没有精力更多把责任思考完整，更没有充分时间意识到油田运营中所需的专业知识既系统又芜杂。专业软件自不必说，就连最常使用专业软件的科学研究本身中整个油气产业链条中也并不是占据着最大的比重——虽然这部分人群经常是最多发声的一群。这就像军事活动中其实军师或者参谋的作用并不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历史演义中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自然是统帅的判断和决定），但是军师或者参谋常常是文人出身，写书的人也是文人出身，自然的关联和亲近感会导致很多这类小说放大了谋士的作用，有些小说甚至会因此错误的贬低统帅的价值（远的如《三国演义》，近的如《琅琊榜》）。俞总快速返回到她更熟悉的专业软件这个领域之后，她对于油气行业的认知也就恢复到最初的客户群落，但是她的客户却只有一类，这不免让她对于研究之外的运行不能尽知其所长、其所致。即便她能过通过GCS的产业链知晓自己从事的专业之狭窄，但却总是不免会以为自己所选择这个窄缝儿的地位高于其它窄缝儿！

小石带来了两份儿她们正在中国推广的软件宣传册，画面排版仍然沿用VB（邓文波）当年的习惯，图文混杂、颜色斑驳。我大致翻了翻，知道他们还在另一个领域代理着美国人的产品。
俞总道：“我们这款产品，是俄罗斯开发的，有俄语界面，在独联体国家里也有一定知名度，最近中东的采购也很大，推广的非常好。另外那个是搞非常规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你也可以看看。”

我苦笑一声，实话实说道：“俞总，这些资料，如果是一年前你给我，可能我正好管着这个事情，起码也可以推荐到技术测评环节里，现在GCS已经占据了这个阵地，短期内恐怕公司也不会再出资购买同类产品。”

俞总笑道：“也不是让你去哈萨克推荐这些软件，这些东西你走哈萨克就被厂商直接拿走了，毕竟不是中国渠道。别紧张，我们只是希望你能了解了解我们的技术优势。”

我点点头：“明白。库让的地质条件其实不算是非常复杂，只是研究细节上容不得技术人员发挥，生产压力导致了研究人员不能沉下心去只关注在油藏规律本身，很大程度上长官意志会倒逼着技术思考让步。这些情况其实跟中国现在几大央企的处境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油藏规律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主管项目的人的偏重而出现让步。如果技术主管不能坚持，常常让步会严重超出底线，这也是我们的研究总是强调区域特别性和研究细致度的根本原因。”
俞总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我继续道：“其实油藏研究的关键并不是细致程度，而是抓到规律。人的知识之所以可用，就在于规律性的摸索。如果每一次都刻意强调细节重要却无力总结基本规律，则越多细节就越让人的知识体系凌乱破碎变成数据垃圾。我们库让做项目可能没有很多乙方单位那么抠细节，我尽量保证的就是抓大放小、提纲挈领。油藏是构造主控，现阶段就暂时不研究其它可能的控藏因素，只以这一点为突破。有很多同事和领导提出过要系统研究沉积。不是我不能做沉积研究，——当然我做不了很好的沉积研究，至少可以胜任库让的需求，——而是我们立足于现状想要马上上产的核心动力不在沉积研究上，这种细节研究至少还需要再补上五十口井，配合大量的岩心研究之后才能更直接对我的生产有助益。”

小石道：“我们在岩心研究方面有很多经验的——”

我笑着拦了她一下：“这种数字化研究的成本更高，至少库让项目我未必能在现阶段支持，而它发展到需要更细致去挖潜的程度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在团队中了——”

俞总道：“我能理解，陈墨。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些感受，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真实体会。但是你也应该能看到整个中国油气正在试图突破，寻求更良性的发展，现在上效益与产量并重。我们的研究细致化的大方向是抓住了的，肯定也是未来中国最急迫要突破的。市场方向决定了我们的走向，这是不容置疑的。”

我点点头，她说的也没错。也许现实中的运作就是这样，没有技术完全主导的团队，也没有政治完全主导的团队。

俞总道：“你提醒到的油田运行这些我们肯定也需要消化，但是你也需要紧盯着科技前沿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

小石道：“去年有个小公司搞的一个神经网络学习程序在围棋上打败了一个专业棋手，他们好像在找韩国的李世石训练这个程序，他们宣布他们的围棋程序会在今后几年内彻底打败人类。”

我问：“就像当年IBM的深蓝那样吗？”

小石道：“也许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曙光。”

俞总道：“我们一直在跟踪全球的技术动向，最近也在跟俄方积极探讨云计算的实现。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进一步把数据实现云化，我们的软件具有轻便、免安装的特点，特别容易进入到云端实现。”她顿了一下，“GCS鼓吹他们的Delphi也好多年了，云还是个气泡。我们要是出手，就连他们的Delphi也打击一下。”

小石道：“所以我们将会在全线打败GCS，”她接着道，“软件产业这部分，我们一定是比它先进了不是一个量级的。”

我笑了笑，感觉她们俩对于GCS的那种敌意一直都没有消减，也许这跟她们一直在与之在市场上对抗不无关系。

Joseph

跟俞总，我并不能什么都说什么都信。我甚至可以开诚布公的表达出我这个观点，她也能接受并且欣赏我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之间一直合作和斗争的某种默契。跟小石，我们是更加简洁的同事，我不会在任何角度说出我对她个人的观感，几乎是完全没有个人情感放在其中，这也是我们之间一直合作和斗争的某种默契。

俞总对于这种职场敌人的信任是特别令我敬佩的一个进步。当年GCS收编我们这个小团队，她如果能过以现在这样的心胸去接纳当初把她赶走的GCS老大，也许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在之后GCS通过各种制度切割和分化我们的时候，俞总固然是看清了这个问题却没有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她痛失实质性的管辖权之后放任公司里流传关于我和她存在私情的小道消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我们所有中层管理地位的动摇。如果换到今天，无论是俞总、小石还是我都不会坐视这样的窘境持续，我们会展示出从前那种良好的互信关系来侧面佐证我们无论是否存在私情都会直接作出有利于公司、有利于团队的事情，这种操作也同时是减少我们与GCS原班管理团队的冲突，压缩他们继续攻击的必要性。就像俞总暗示我的一样，这个政治局面之下，我们其实都没有多少选择，最为迫切的是找到与人合作的接口，把我们的个人能力完全交付给接口那一端的任何人，只有让对方先领悟到我们的臣服我们才有可能改变一些细节。

对于这个敬佩感，我没有表达过，但是深信俞总是知晓和理解的。

而对于压在心里更深的那一层对于贺总的恐惧，我好像体现的很少。

回公司的路上我一直都在车上反思着我们仨之间的这次对话，总是感觉表述中太笼统的表达着整个管理层的决定，的确是相对没有说清楚贺总这个个体对于我职业规划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实，正因为所有人都在说贺总的聪明和好面子，才让我对于自己偏偏认为他的个性——至少展示给我的那部分——是直白和浅薄的观点有了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就Yoyo此前帮我打听到的情况来说，贺总原来也曾经出任过一家东北民企的油气资产管理的副总，说穿了，就是跟库让一样的项目主管，好像他的下属并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到这个人的阴暗与变态。但是，当时Yoyo也曾分析说这个人可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也许是只想干完这最后一票走人，所以对于下属的风评就不那么在意了。

也许真的是这样罢，但是至少说明每个人都有着很多的侧面，甚至是互相看起来完全矛盾的侧面。

我又有哪些侧面，在哪些地方不停的体现着我的矛盾性呢？

Joseph

四十七

这年开完了技术总结会和项目主管年度任务会以后就开迎新会。

去年的迎新会研究院出了很多节目，我还串场跑了几个龙套。今年的迎新更不同去年，公司特意跑到CBD一五星饭店租了十五桌的大场地，还额外请了主场的三个特色表演助兴。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并不是主场特色，而是这一次的幸运抽奖。我中了一个一等奖，韩国的榨汁机；贺总中了一个特等奖，当年最贵的苹果手机。公司一方面更加重视成本和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却继续体现出对于库让项目的认可。

还有一件当时比较奇怪的事儿：作为石油公司最大一个资产并购项目的执行人胥明澹据说是仍然滞留在加拿大没有参会，他的助手祖进飙也没有参会；整个C项目和阿尔巴尼亚执行组上上下下进了二十几号人，只有一个邓文波（VB）出现在晚会上，是同时作为C和A两个项目的总结人做的发言，也是发言后较早离场的一个。他撤退的时候正赶上我出来散风，简单打了个招呼，他说回国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回家看儿子就直接参会，加上倒时差，头疼的厉害，就不盯着了。我还开玩笑那他的大奖我可抱走了，他笑了笑冲我挥挥手道别。这之后我也再没在办公室见过他们。——只除去李天明李博士一个，他这个时候因为护照将要到期没有按照原计划真正进入到C项目，仍然在研究院逗留。

一直都到了第一个主场助兴节目的时候，我才从领导那边的桌上溜出来借着机会跑到研究院库让支持组到桌上去敬杯酒。虽然我们有很多交流，我刚刚回来的时候也偷偷拉着他们在楼下简单喝了杯咖啡，但是仪式感不可或缺，尤其是这种场合。那个时候自然还没有轮到我拿奖，更没有贺总这样的重奖产生，研究院刚刚有了一个三等奖落给四百亩支持组的油藏工程师，所以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奖项自然蛮多期待。

我刚刚跑过来库让支持组，李天明就凑过来挤了一个座位，跟大家一道庆贺。城俊今年差不多是完全接到我去年的那种打杂带龙套的全套事情，很少有时间回到他的安排座位。华章被安排在他左侧，孟繁辉安排在他右侧。既然城俊没有到，那李天明就正好坐在了那里。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就喊华章去看看城俊有没有空儿过来喝杯酒。一会儿，他俩就一起跑了回来。华章笑说，城俊马上就要去串一个三句半，红酒喝一口。城俊刚刚上了点儿腮红和眼线，跟他平时那种感觉反差极大，端了酒过来跟我站在一起，因为只有我们俩算是没有座位的。

城俊似乎有些心酸，不知道起因于什么。我怎么也不会肯再吊着他去说曾经看着张向前离开然后再看看C项目不知道是不是谁会离开，——在我心里忍不住会猜邓文波，其实他们中的大部分才进来公司还不足半年，都是要了差不多比我们多一倍到两倍薪水才肯屈就的。如今倒是快钱快离、好聚好散一般。之所以这么猜，还是因为明总在总结会的时候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每个项目都有提及，甚至是说不上算石油公司部分的喀绵，但是好像却偏偏忽略了C项目这么大一个业绩。当然，还有就是胥总的缺席，他们整个团队就像抵制晚会一样没有一个人留在会场。

马总还出席了晚宴。我过来给库让敬酒甫毕，马总也端着他的白酒走了过来，说是要敬一下后线的菁英。本来要是这么说，应该是贺总陪同、韩院长副陪的一个局面。只是马总现在虽然仍然顶着他的总裁名头却早被大家示如洪水猛兽一般，虽不愿当面折他的脸，却很少主动帮衬他了。建军他们很尴尬的站起身来再次举杯，心里也知道接受了马总这种评价在去年算是进阶之石，今年却不济雪上加霜。论干活儿，再没有库让支持组这么卖力气的了，都是真刀真枪：该加班那一定是工作确实不能如期交了，该出差那一定是工作确实不能胜任了。但是这些究竟都是琐事，并不一定都能准确传达到高层。偏偏就是表现出跟前任董事长过度的私人关系却非常直接在大家眼里，也很容易被传递到新任总裁的耳朵里去。大家的尴尬马总这样的老江湖自然并不陌生，他也不是要怎样，不过就是跟他曾经比较欣赏的部下们喝杯酒、庆个功，明总也不至于一定就会怎样在意。但是这种大场面的思考却常常会被底层持续扭折，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让事态不得不顺着更世俗的方向延伸。最真实的无奈。

Joseph

马总喝完了酒换到另一桌没多久贺总跟凯文就过来抓我回去敬酒。各路神仙都要走一个过，除去了新增加的几位高管还有一些尊贵的客人。我喝酒并不成，尤其是场合酒，特别容易醉。跑到第三桌就感觉有些压不住了。

第三桌是一群特殊的客人，都是与我们有直接合作的北京总部派来参会的各种副总们。他们参加会议也就有推动双边合作的意向，所以喝酒和认识新的管理人员就是主旨。贺总叫上凯文跟我自然也是因为酒的压力很大。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老相识，毕竟是经常要过来走动的负责人，也会偶尔给我们递一下他们的名片、小礼物和宣传材料。不可否认，熟悉的人合作起来会有更大的包容感。而且一起喝酒、一起喝醉带来的共同记忆也许也是人类从纯动物性的角度延伸过来的直觉——仔细想想自己经常一起吃饭的同事或者朋友，他们才是自己更容易交心的人，这是因为吃饭总是带着喜悦（毕竟生命因之延续）会伴随吃饭的人一起被记住罢。

实话实说，中国的酒文化现在直接被曲解为“劝酒文化”，把古人几千年以降习得的对于饮宴知识和传承变成了更为功利的、更为直白的拉近彼此关系纽带。这种曲解在中国文化最为源远流长的两个大省尤为突出。这两个大省也许因为文化聚集之因素而广聚天下英才之余也广聚天下人口，他们劝酒词令中尤其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正因为人口众多，酒在过去是好东西；劝酒就是要把好东西让给客人享用，这是中华上邦礼仪之典范。其实随着中国整个经济形势的趋好，尤其是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人民对于娱乐的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饮酒已经不再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对于劝酒也更多开始了更多的解读。在这个时候，文化可能反而成为一种包袱与阻力，背负着一种对于现实的对抗感而强调传承的必要性——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也在做着类似的抗拒，其中甚至包括被称为国粹的京剧也没能逃出这个命运。可能正因为有了观念上的冲突才会在一些场合更强烈的凸显出文化的存在和价值。这一点在本来因为半军事化管理的石油行业跟军队学会粗野作战的风气之余确实也学会了用酒来做管理工具，“酒量代表工作量”这样的戏言作为甲方的口头语会频繁出现在这种甲乙方碰面的酒桌上，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信息时代。文明，有时候好像说的是对于未来的把握——“精神文明建设”，而有的时候又好像说的是对于历史的记忆——“传承华夏文明火种”。饮酒，或者说劝酒，作为一种文化，作为文明的一个标志，也作为石油工业的管理习惯伴生品也同时具有着“精神文明建设”和“传承华夏文明火种”的那种承上启下、卓然不群的铮铮傲骨，要时不时的敲打敲打我们这些对于文明的未来和过去都没有仔细思考的蠢人，一直要敲打得我们头晕眼花、心慌腿软仍不肯停止它应有的师长风范。


这是我们这些后进最应当理解和学习的核心价值所在。

Joseph

就在这个当口，有件小事儿救了我一命：李志魁李总在幸运抽奖的倒数第二轮抽出来“库让，陈墨”，Kyra接着大叫：“奖品是——，”她的眼睛到处在找我，“价值五千元人民币的——韩国惠人榨汁机一台——。陈墨在哪儿？挥挥你的双手，让我们感受你的热情——”

一桌人都望向我，凯文憝我：“赶紧的啊，还等着公司再发个韩国媳妇吗？”

我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亲人一样举着双手，顶着一束追光扑向主席台上的李总。

李总先伸出手跟我道贺，然后把他抽中的那个便签纸送入我手中。我真的很兴奋，不仅仅有中奖的快乐，还有刚刚被劝着连喝了两口白酒的眩晕。

Kyra轻巧的从旁边把我拉到了麦克风前，小心撑住我：“让我们的幸运儿讲几句话，陈墨，这样的幸运你想对大家、对公司说些什么呀？”

我的耳朵里都是音响里回响的“什么呀……什么呀…..”定了定神，笑嘻嘻的道：“真的被消息给震晕了！”底下一片哄笑。

Kyra小心的给我捧哏：“是不是幸运得不敢想像？”

我大声说：“不是的！”

Kyra好像突然理解了我想怎样去转折，笑着问我：“不——是？”

我说：“是的！”

Kyra笑出了声：“陈墨，你是不是真的被大奖震傻了，你的回答到底是是还是不是，是是的话是什么，不是的话不是什么又是什么？”

我点点头，懒懒的望向人群眼神背后的远方：“当我第一次进入石油公司，进入这家野心勃勃要冲击第四桶油、冲击中等规模国际化石油公司的时候，我才是最幸运的。我一直都在陪着它幸运，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它给我的幸运。不是，我说的不是就是这不是我最值得幸运的幸运；是，我说的是就是这正是我最值得幸运的幸运。”我顿了一下，“一贯如此！大家说，是不是呀！！”

Kyra没有放我下去，因为还有李总要作为颁奖人讲几句话。

李总没有煽动，他很平和的再次跟我握了一下手便于照相，然后轻声说：“陈墨是我到研究院最早认识到同事之一，他为了库让项目的开发方案当时正在四处奔波，在人力资源极其有限的前提下能够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内干完主要工作实在是令人惊叹的成绩。转过年来，公司力劝我放陈墨走向管理岗位，他去了库让项目做地质方向的总负责，兢兢业业、不舍昼夜，终于在今年年底以令全公司都为之骄傲的二十一点三五万吨的好成绩向我们交上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不客气的说，他的幸运中有他的付出，他的幸运中有他的执着，他的幸运中有他对于石油公司的深情、他对于地质工作的深情。我们希望他不放松自己继续挑战三十万、三十五万的高度，让幸运长伴，让业绩长红！”

我再次跟李总握手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Kyra搬上来一个看着就很沉重的大纸壳箱子给我，用很大的声音说：“以后我要喝橙汁就去找你陈墨了，要喝幸运大奖的橙汁、桃汁、番茄汁的姐妹们举起手来——！”

我大笑着接过了奖品，感觉在震耳欲聋的声浪中汗出如浆，好像酒劲儿过去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