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星星的夜空（第三集）

Joseph

我跟小来在前线住，办公时间被严重压缩。只是贺总不能断了我的网络联系，我每天仍有三个小时左右可以读邮件、查资料。而且依托于自己设计的邮件转发系统，很多研究都可以交由城俊他们小组来落实，很多成果的复核和讨论都通过邮件直接跟Baltiry、Samal、城俊、建军、单丹、华章做多方沟通。我经过这种训练才可以发布更加高效和简洁的指令，指令的目标性和开放性同时有了很大提高。应该说，贺总把我放到前线的目的只是“立意小惩”，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相当程度的羞辱和训练并存。

凯文上来的时候小来和我已经很习惯于前线的节奏：我们甚至不再早起，而是赶在食堂大多数人吃完的时候才匆匆到场拿走最后剩下的那两份，三五分钟吃完以后回房间做一个简单洗漱正好巡井车开到营区门口，一般这个时候Nurlan就在门口吸烟，我们套上工装出门就可以跟他一起上车了。午饭时间我们会在生产基地，跟Marat、Nurlan一起吃一点沙拉、汤饭，然后再跟他们对一遍生产日报的记录，车送我们回营地宿舍，我们就睡个午觉，差不多下午三点半附近才起床开始查邮件和准备给贺总的“微信日报”。

凯文上来以后我们还是需要根据他的工作目标略微有所调整。贺总给他的一个任务是巡查“临时沉降罐”和整个CPF的改造进程。这也是因为他的钻井工作现在在前线完全处于停工状态，派他上来实在没有他专业范围内的业务可以运作。

我们算了算，只要想在一起跑，大家就都没有下午觉可以睡。因为关系比较近，我们讨论之后还是觉得不要另外帮凯文再寻一台车，一个是前线的用车基本上也固定，另一个就是凯文把小来带走我的沟通也会出现一些阻碍。我们只是相对压缩了巡井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关键井和地面工程。这种时间调整其实Nurlan更轻松，跟他原来的工作节奏也更为接近。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又按照这样的节奏干干巴巴的推进着各自的工作的同时互相了解了对方的主要职责中的若干细节。

凯文是个贪嘴的人，无论在哪儿都会想尽办法搞吃的。在前线搞吃的也只能是通过食堂增加个夜宵或者类似的小食。生活基地和生产基地都是严格禁酒的，这不仅仅是不能带酒上来喝，也同样禁止喝完酒就进入营地。凯文再喜欢喝酒也只能是把牛奶或者果汁当成酒来经常拉着我们庆祝。
我们在前线没有领导在场，所以庆祝就是庆祝，也没有什么具体目标。按照凯文的说法：“找个借口喝一口！”

晚上睡觉，小来就搬到我这房间里。我只是提醒他晚上有时候我会打呼噜，他则说他一般睡觉会很沉。其实小来晚上一般会比我睡觉晚一些，他仍然在学英文学俄语以及各种他关注的财会方向的视频。凯文在我们对门一般是放网络电视，大多数情况下好像都是综艺节目那一类。我们俩偶尔也在他那儿一边陪他吃东西一边看个把小时，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各自处理各自的业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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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回忆起来，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我们几个一起在车里或者一起在营地的影像。因为这是正冬天，不能想当初跟单丹、华章那样跑到干涸的里海里去散步。

而且据营地保安公司的人说，这个时间段真的有狼。

为了让我们老实一点儿，保安公司的人给我们放了两段他们监控录像中狼在一号平台和四号平台觅食的画面。大概有两只或者三只，录像中只能看到亮亮的眼睛在四处搜寻食物。保安公司说人们并不清楚它们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同伙在远处，所以建议只在白天、只在车附近活动，如果他们发现狼的活动频繁的时候会禁止我们出发巡井。

这两段视频我们也通过手机转录后发给了贺总，提醒他关注安全生产和巡井制度中的规避原则。他则利用这两段录像跟北京炫耀他的员工是在怎样的风险下坚持工作。

这一次前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凯文、小来和我的私人关系培养却可以说是最佳时机。

库让公司年会前恰好中国要举办年度技术研讨会，据说是公司新来了一个副总地质师组织的，库让项目由贺总、凯文和我一同回国参会。因为方东红就在国内，所以贺总安排他负责组织多媒体。贺总的安排是凯文跟我在回国前一天夜里回到阿特劳，然后第二天中午附近出发去机场。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只能是依照他的安排执行。因为贺总在指令中并没提及小来的去向，所以小来只好继续留在前线等待新年。

凯文临走的时候只是奇怪一件事儿：“他为啥不带着刘睿一起？”

小来冷笑了几声并没有说更多。

我想了想也没有马上追问，只是觉得小来自从来到项目就一直挺投靠贺总的姿态，而且现在有点儿不待见他的马总也已经算是隐退，贺总在自己用人之际每每出招却都是下策。在人事管理上总是没头没脑的制造恐怖感全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给人的惩戒并不让被惩罚人觉得多苦，他给人的留在城里的优待有时候反而让人觉得他怀揣恶意。

包括这种故意挑拨和制造下属之间的并不存在的竞争关系：制造应万起、方东红对我的敌视，制造龚鸣晓对王凯文的敌视，制造小来对刘睿的敌视。仿佛只有让下属之间鸡飞狗跳才能彰显他作为项目主管的英明与崇高。这种不顾忌团队目标的管理措施在贺总看起来大概都是模仿太祖皇帝的思想与精神的人格体现，也是他作为一个信徒的最高成就。但是在团队来说就没有那么好运，尤其是团队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他的个人玩具一样随他的性子来摆弄而带来的负向影响已经让团队很难形成一个更大的思想集群进行定向目标工作。过高的内耗固然凸显出贺总本人的工作能力，但是也让整个团队的工作能力跟贺总一个人接近对等而已。这也就是Kyra批评的“贺强到底懂不懂管理”的核心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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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皇帝管理的是整个国家体系，至少也有上千万的官员，不仅仅是继承着来自前朝乃至逊清整个管理结构，还有很多革新运作制度需要嫁接在旧机器上的尝试必须在他的推动下才能实现。在他的管理中势必有很多大胆尝试也有很多冗员或者与他主要观点有冲突的官员需要他来动员、调整。

贺总的治下目前只有三个地下资产管理人员，两个地面、钻井、储运资产管理人员，两个翻译，一个财务，一个采办。怎么说呢？整个团队加他自己也不过十个人，人员角色几乎互相无法替换。而且这个团队中绝大多数人员并非他指定或者委派到项目工作的，他对于这些属下没有完全的人事裁决权，更不必指望生命裁决权了。他学习太祖皇帝，但是他的人才储备条件和运行权限都在严重制约着他能够制造的恐怖效果，也就是眼睁睁的放任着自己不断让团队的运行效率低下却找不到方法激励属下来实现效忠。

贺总也非常希望利用自己的才学来形成对于团队中其他人的碾压，进而让其他人能够因为崇拜而形成效忠。但是他目前的做法来说还太儿童和太不自知：能够表现出的所有能力在专业人员看起来都是粗浅而狂妄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管理水平也认人担心他在国企时代并不是他简历描述的那样，至少他似乎没有过管理很多属下应该表现出来的宽容度和大局意识。所以，他自己也在不断利用职务进行碾压所造成的压制和恐怖之中感受着别的项目管理者没有遭遇的质疑压力。

说实话，贺总是那种你一遇到就能感觉到他没有自信却生怕别人看出他没有自信的那种管理者。他们不停的在自己身上堆置着各种经验光环，无论是专业方面的还是技能方面的，无论是人生感悟还是道德指引，他们都想表现出他们一骑绝尘的优势。但是他们这样的表现就像一个人如果穿着一件外套上同时绣着PRADA、Louis Vitton、GUCCI、ARMANI……你可能想也不想就知道他与这些牌子肯定没有其它方式的直接关系，甚至可能会推测他其实连ユニクロ也不经常光顾的。

说实话，我是非常不理解像马耀东、张向前这样的管理者，乃至孙老板这样的管理者：他们阅人无数，按理说应该比我更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却都对这种吹气上位的主管选择了放任和纵容。当然，在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持续纵容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甚至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纵容对于石油公司或者集团公司构成危害。我只是感受到库让项目在他的管理下备受摧残，而没有意识到整个公司、整个集团也会因为他的管理而出现不可逆转的危机。但是他们这些运作过如此大型项目、大型公司的人怎么可能此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人、没有在这种人身上栽过跟头？

Joseph

作为管理人员，贺总跟我的最大分歧就在于信息共享与否。在我看起来：一个团队如果想要戮力同心、固城图存，最为迫切的就是让所有团队成员都能过面对同样的信息，然后发动整个团队的智慧来寻找突破口和登陆场，不在意于别人或者别的团队最想做什么，踏踏实实把库让盘活。而在贺总看起来：一个团队必须有很小的核心灵魂，最好就是他自己，除了这个人以外最好的运行方式是其他人都做他的手脚口舌，散发出鲁顿粗豪的献身精神去抱团打击所有可能的敌人，即便自己不好也不能让周围好过。

事实上这两种思路其实都同样程度的存在着致命缺陷，如果我们团队能有更多人贡献和分享他们的思路也许在未来能够为库让寻到一条生路。但是在大敌尚未临近的时候贺总首选的攻击对象却是我这种在他团队内却敢于提出自己独立思考的人，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内斗中他跟我都错失了可能存活的机会——因为我们对库让的规划也没有做好，我们对敌人的进攻也没有准备。

我相信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这个结局我们都已经知晓，那么换到现在这个时间点贺总还是会选择持续对我进行打压，而我也不会那么简单就屈从他的淫威去另寻出路；也许不是命运在捉弄，但是我们俩的性格就是会让我们把这个关系处理成现在这样和将来这样。

因为我视角的局限性，我会觉得贺总反复发作的神经质和完全没有管理经验的想要操控整个团队的愚见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一直到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意识到：贺总可能仅仅是因为本质上还是一个过于单纯的人才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里每每祭出自己的小聪明去想凭籍一己之力化解危机。他跟我差不多对等的单纯和直接正在让团队承受更多分歧和更少保护，而他本人极有可能对此毫无察觉。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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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风光参加这次北京举办的本质上就是“年终总结会”，贺总让方东红准备了二百七十多张片子和六个视频嵌入，整个PowerPoint文件就有一个G大。

就这份演讲材料来说本来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无可挑剔，因为为说明每个观点所配置的表格和照片常常都有十六七个片子。只是这样大量的素材再加上贺总习惯的讲故事式演讲，让总部给库让的三个总结、每个二十分钟最后都让位给贺总一个人还是不够他用。

凯文甚至在下边跟我嘀咕起来：“这样一个效果还把咱们哥俩儿叫回来有什么用？”

我很理解凯文的抱怨，因为我们俩的总结片子都是在现场的时候准备的，为求能够在二十分钟内讲清楚我们各自的职责状况我们也进行了很系统的分割和规划，这些材料当然也是贺总以审查的名义提前五天就要走了，而现在他的总结中就完整而连续的包括了我们的所有片子，只是在演讲上未能完全体会作者本意而有了生动的曲解。

凯文原来很细致的想要将地面建设的三个期次按照年度规划再行拆解和讲述，因为我们在前线一个屋檐下住着，他给我们讲述过好几次想要表达这个工程的繁重和系统性，体现工作量的同时还有风险预警。但是贺总并未跟凯文沟通过地面建设的主题上基本构想，他只是按照自己对于凯文素材的理解增加了大量诸如“那个路面啊，都是老砂石路，那家伙不好整啊，冬天都是冰都是雪，你看，冰雪路面嘛，这都知道，车到上面尽打滑，出溜出溜的。这个管沟罢，就在这个路帮上。隔着呢，也就是两三米，那可近了，你也得做护坡里边，可不好整了我跟你说。你得先征地，再呢，迁护坡……”非常非常形象却与主题并不直接相关联的话题。

感觉凯文平时没有这么激动的，却真的好像是听不下去了。

这件事我的确挺心疼凯文的：凯文跟我还不一样，他在北京的房子好多年前就租出去了，现在家人都在别的城市。他来北京，如果有他的工作内容还好，要是只是这样参会确实让他感觉更加索然无味一些。我之所以能够体会到凯文这种难过是因为我自己在北京也没有归属感。自从工作角色前移，家里到处都是扇着的大布单子。短暂回家，还要花上一天打扫，真的住进去也总是感觉没有了原来熟悉的味道，甚至反倒是没有住宾馆更轻松更简便些个。

跟北京的朋友们一起小聚？我也想过，但是后来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自己也不是离开了就不再回来，更不是像Kyra说的那种直接去那边定居。聚会第一次、第二次可能还有人来凑热闹，次数多了就不像个样子。再者说，除了我别人也都有家有业的，就算聚也不会天天都能组成局，来的人太少就更没什么兴致了。想了又想，怎么都觉得如果没有超过一个礼拜的假还是自己悄悄的存在着更好一些。

其实挺想去看看Yoyo的，也到她公司的楼下转了转，最终还是放弃了与她联系。

想了很久还是给俞总打了个电话，说我刚刚回国开会，想看看她什么时间有空儿一起喝杯咖啡，实话实说给她，我有很多管理上的困惑想向这位老领导请教。

Joseph

四十六

跟俞总一起单独喝咖啡吃饭的次数似乎已经不能统计了，只要不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跟俞总避讳的，所以这个时间点找她吃饭我的心情相对Yoyo比较而言反而更加轻松。

俞总很在意跟我这次闲谈，她特意挑了地方并提早赶到那里等着我。

五十出头的俞总细看脸上已经有些松弛，但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最可喜的就是眼神如电、神采飞扬。我进门就向她这边挥手，她站了起来向我这边走过来。我想要伸手跟她相握的时候她轻轻的拥抱了我一下，那种气度先是让我觉得十余年并肩作战的情谊仍然满满在胸。

俞总笑了一下：“我还带了你的另一个敌人，也是我的另一个敌人。”

这时从俞总刚刚坐着的高背沙发对面站出石婉灵，她笑容看起来比俞总还要漫溢的望着我：“陈墨！”

我有些发愣：“怎么，你们——？”

俞总笑道：“前一阵我俩参加的公司都遇到了问题，你去哈萨克那阵子我们就合伙开了一家小油服，自主创业。”

小石道：“我们听说辛迪跟你分手了，所以这次也没有叫她。”

说实话我非常佩服这两位的准确表达，在她们寥寥数语中已经把我可能要问到的几个关于信息传达的要点都给了我。

我道了谢，坐在小石旁边，也就很真诚的跟俞总将我最近的遭遇一一的说了，当然涉及到贺总转移账目这种大事和库让资产总额这种敏感话题我还是刻意让了让。

我问：“为什么这样看起来非常不正常运行的公司仍然能够持续经营，而且现在看起来好像反而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主流呢？我真的非常困惑，摸爬滚打这几年就怎么样也想不清其中的意义所在，就好像我们在外企那些培训都是纸上谈兵。”

俞总点点头：“陈墨啊，你能在这个时间找我，我真的很高兴。你说的这种问题，在我之前运行的团队也存在，在小石她们团队也存在。我们也在梳理我们的教训。”她略略停顿了一下，“我想你肯定明白这中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基础和适应性的问题。

“GCS那一套，首先假设的是员工基本素质要好，都要有很好的职业目标感。这种条件的员工目前在私企里很少见，就算是有也不过是几个个别到私企用意在上位或者捞钱的。我们更大的人群中的员工都是立意在职业就是饭碗这个层面上做思考，他们对于职业的热爱也仅仅限于职业提供生活基础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思考，或者我们的思考没有贴合到现在整个人力资源的现状。

“小石现在在我们这边跑销售也兼职做人力资源，我们已经不再日常沟通里夹英文词了，——你注意到没有？——这是我们经过上一次之后共同总结出来的文化适应性的一部分：我们的人力资源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并不是GCS那种四平八稳或者之前那种锋芒毕露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只是在找那种能力适合，对于生活有野心的年轻人。

“公司没有大量英文业务的时候我们就不额外要求英文水平，公司内部邮件和会议也不提醒英文。对于员工我们现在更鼓励他们向自己最赚钱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个我们也不能确认的什么未来需要的技能。”

俞总笑着停下来，等着咖啡店的小店员帮我们把咖啡都摆好。

她喝的一小口，咂了咂舌头，叫小石：“这玩意儿还是得再加点儿糖。”

小石点点头，去前台那边拿糖袋。

俞总看着她背影，小声问：“你跟小石没有什么别的罢？”

“没有。”我茫然摇摇头，自从GCS之后我们实际上都没有联系了。

俞总冷冷道：“年少，戒之在色；年壮，戒之在斗；年衰，戒之在得。这是《论语》的总结，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任何时候都要考虑这三点。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要放得下玩闹的心、争执的心、矜夸的心。”

“是。”俞总这样批评我，让我其实心里反而暖暖的，有一种多年前投靠她的时候的那种奇怪的亲密感，是一种别的领导都不会给我的体验。

“陈墨啊，你能想到反思，这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高兴。”俞总一边接小石递过来的糖袋一边说，“人最大的困境并不是能力上限，——能力都要遇到上限的话，这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人最大的困境是无法躬身自省啊，为什么曾子三省吾身就是一个榜样，仔细想想，我们这群人又有几个能够及时反省自己的，是不是？”

小石平静的坐回到我旁边，突然就插话道：“俞总是不是问你当初是不是我造谣你们俩的事儿？”

俞总笑了笑：“我可没问，你可以问陈墨。”

我摇摇头：“她真的没问。”

小石道：“我不信。”

我也笑了：“这下子我倒是真的怀疑当时就是你干的了——都过去了，我们之中任何人也不会再回到GCS去了，这件事在当时有意义，拿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个说法其实我是听Yoyo跟我说的，现在只是借用一下罢了。

“辛迪那边，”俞总就像突然抓到了我的思考一样说起来，“也挺艰难，这两年石油行业创业是最最艰难的。我可以肯定的说，谁能挺过这一段艰难谁就能活下去，这就是大浪淘沙。”

“你还不知道呢罢？”小石道，“辛迪他们最近合同回款太慢，资金链崩的很紧，她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车子都抵押出去了。一个女生能拼到这样真是不容易。”

俞总冷冷的道：“她找的合同都很大，但是项目周期太长，再加上甲方拖延，很容易就会把她这么小的公司拖垮。现在做销售不能跟GCS的时候那样。那个时候公司底盘大，不怕跟甲方耗，而且太小的项目也不是GCS的长处，它在那种纯技术服务领域并没有很大利润。公司规模变了，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位置，算清楚自己赚钱的方式。”

小石道：“现在俞总可跟那些年最大不同就是不谈技术领先，专门谈钱。”

俞总笑道：“技术领先还是要谈，跟甲方要谈透，让他们给钱。”

我也笑了：“两位多年未见反而倒是显得更年轻了许多，有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是当初在GCS看不到的。”

小石道：“是罢？”然后就对着俞总笑了，“我就说这家伙一看到咱们准满嘴的乱夸，你看到了罢，最会哄女人穷开心了。”

俞总摇摇头，仍然继续着她自己的那个话题：“自己开公司，自己付出什么拿到什么，不想清楚是不能开头的。以前还觉得像VB那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算清楚提成是小家子气，现在就看清楚了他的经验恰恰是从这种草根公司里拼杀出来的。”

“对了，说到VB，”我道，“最近我在公司通讯录里看到他名字了，他去我们公司的加拿大项目团队了。”

小石道：“我听说英荷石油裁员的时候他是第二批，在家也休整了一年多，你们加拿大那个项目好像开出来的条件特别好，很多英荷石油的人都动心了——”

俞总道：“圈子很小。”她看了我一眼，“你们那些领导以前也有是我们甲方的关系，之前留过联系方式的。”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小石笑了：“俞总，你发没发觉，陈墨现在倒是真的比几年前历练的沉稳多了？”

“欸，欸，”我也放松下来，“好歹我也是四十的人了，别说的跟十四似的。”

“最大的变化，”俞总道，“我看倒是精神状态，让人感觉韧性比GCS那几年要足。陈墨你今年还不到四十罢？”

“他？”小石冷笑道，“应该是三十八，他就比我大三岁。”

我点点头，确实如此。

俞总道：“正是开创事业的好年纪啊，陈墨！”她盯着我，“想做什么都不要犹豫，时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成本，也是人最高贵的资源。我们现在开公司，最希望的就是聚拢人才，买下他们最宝贵的时间，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冲刺。”

Joseph

聚拢人才，谈何容易！我虽然夸奖俞总她们越发朝气蓬勃，但是其实也的确在她们身上看到一股浓郁的、强烈的、甚至是情绪化的，成功学风潮。这是很多创业者都具有的韧性中最为常见的一个特点，他们坚信自己选择方向的正确性，对于这种正确性具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性反应——任何角度提及他们方向选择风险的说法都会被屏蔽或者被否决回来。

我非常欣赏她们俩这种热忱的同时也很为她们的精神支柱中间的某种非理性而担心。

果然，更让我担心的话题还是被石婉灵抢先倒了出来：“俞总和我前一阵子特别走霉运，我们去请教了大师。这跟我们的聚财方位有关，我们现在选择的办公室和注册地都在天安门的正东，地方比原来GCS肯定还要偏一些。但是这几年肯定都是财势趋向，没看到北京市政府也要往东边迁嘛。”

俞总显然并不觉得小石的总结有什么荒诞不经之处，她平静的看着我：“陈墨啊，我知道你现在走油企这个方向，这我不会拦着你，也非常希望你在这个方向上走好。但是我是一个直接的人，也的确是多蒙高人点拨，看清楚了中国私营企业进入重资产这种空间是非常局促的——很多搞房地产的人以为自己积攒的几十年的财富可以搞上百亿的项目、上千亿的项目，他们小看了油气行业的风险和持续投入的压力，以及资金回龙的时间周期。而且像你们办公室选择的方位确实是很差，我让很多人都帮忙看过，重要的是气和运。你们办公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也还算是凑合，这两年运转东南，你们没有顺应做出调整，运一旦式衰，气就转微。所以接下来你们还会遇到很大很大的坎儿，后继乏力却是因为运道之外还亏着气，想要扭转起来就要费大周折了。”

虽然内心也感到石油公司越走越忙、渐露疲态，只要是一步没有踩稳都要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资金周转。但我并不能相信她这种推测的理由。因为我无法相信方位会影响什么。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看来，地球是个圆球，南北你还可以说个绝对——先抛却磁偏角的话题不说——这个“东西”只能是相对量罢了。只要愿意往下算，一直往西算下去就能算到你的东边，一直往东算下去也肯定能算回你的西边。

只是最近看的生意人很多，大多数老板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拜神灵、求机运、访高人、谒名师，不足为奇。俞总毕竟折腾着不肯再简单做个高级雇员，想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快速拓展价值，偏偏赶在了油价一路从高点下滑，连续遭遇职业挫折，自然更加容易寻求精神慰寄。

我可不愿意跟人在信仰层面讨论那么多：即便是我坚信自己的信仰正确也觉得没有必要强求别人去跟自己同步。这倒不是信仰不够坚定，而是相信他会在主的指引和庇护下最终寻着他的路径去认识神、认识生命的源泉和意义所在。神为他安排的奇迹本不是我能理解和分析的，应该由他自己去追随和求索。

“俞总，我们且不谈风水这个层面，只是说运营，”我将话题仍旧归拢到最初，“我当然理解人需要现实的思考，也相信企业运行现金为王的道理，但是仍然是非常希望从您身上学习到一些思考，就像刚刚您特别跟我分享的这些，但是就是希望知道更准确的一些答案。比如，如果我明显觉得运营管理上漏洞百出，然后按照原来在GCS学习到的思路进行结合现状的调整，也有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却因此明显引起了主管领导的嫉妒与不满，按您建议来看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俞总转了转她的咖啡杯，很认真的在听我的讲述，然后追问道：“有更具体的例子吗？你做了什么？哪些具体的点能看出主管的不满，他的具体对应操作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一个例子是我做了一个信息共享平台，目前渐渐在前后方形成了从邮件到数据的扩展，并且最近延续到了多方信息和工作流程的共享。这完全是GCS工作流程的一个简化，虽然推进过程中我费了很多心力去维护和推动，甚至不惜多次动用私人关系来进行策动。但是这个系统现在在项目到总部的运行都还不错，也对前后线的互相理解有所推动。但是库让总经理贺总对于我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抵触，最近也是屡屡发出一些规定来从中割裂信息沟通，至于对于我个人的打击还是小事。就比方说，他最近严格要求前线人员必须至少拖后二十四个小时向后方提交日报数据，前线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技术观点不必向后方说明。等等等等。”

俞总刚刚要说什么，我略拦她一下，继续道：“我特别理解贺总作为传统的技术管理人员那种想要倚重于信息独占带来的威权，但是他应该理解现在库让项目的运行风险极高，他如果继续封锁信息会对自己未来决策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因为他会忽视一些明显的问题，并且会继续作出很多并不切合生产实际的论断。如果信息不对等，他自己又没有技术能力作出合理判断，那么整个项目的运行风险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逼近于失控的边缘。事实上我和几个同事已经非常担心他会越来越无视专业建议而铤而走险。”我顿了一下，压制了语速，调整自己的情绪，“就像对于他自以为很熟悉的地质，他的技术观点已经都是大概至少二十年前的东西，很可能有一些只是他读大学的教程中提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被中国同行淘汰了，他却仍然抱着不放，还以此作出后续的运行决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协调他造成的风险和整个团队运行之间的关系了。”我盯着俞总的眼睛，“所以，迫切希望您能帮我分析这中间可能操作的空间。”

俞总继续着她的思索，然后仍然还是追问：“他作出的错误决策有哪些，有什么明显的业绩差异吗？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什么指标是在公司层面可以看到的？”

我思考了一下，感觉有些问题无法回答了，因为会涉及到公司运营数据，但是又真的希望俞总可以通过她的思考来给我一些指导：“我可能无法给出很多细节，只是他有些数据肯定是会反馈到财务报表之中和年度考核指标之中。俞总，我们是上市公司，目前我所在项目也是今年业绩的一个核心，毕竟是新购入项目第一年由我们来运营，所以暂时公司没有年报推出之前不便于说出更多细节，请您见谅。”

俞总笑了笑：“这我都理解。那我换一个问题，就是说此前公告过的C项目，你们的加拿大项目，——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项目，你先听完，——你觉得它的运行中会有类似问题吗？或者我需要问的是你们第一个购入项目，那个什么四百亩，听着跟个农场名字似的，这个项目运行有类似问题吗？”

我愣住了，突然更冷的一股凉气儿从脚底往上涌一直顶过了脑门儿。

她却平静的说：“你看，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虽然这答案不太好。”

Joseph

若在昔日，俞总为人刚烈尤胜须眉。无论你给出怎样的难题，她必细致规划、悉心揣摹，纵不能制胜机先也要做到个鱼死网破。此时此刻，她给出的答案虽然很让我绝望，但这绝望中反而证照出俞总多年沧桑里炼就的另一番修为。她在我认为永不低头的那个阶段就这样飘忽忽过去，虽则还展示出许多对于个人命运的让步退守和迷信沉溺于风水轮回的成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她持续的学习能力和对于目标的另一种锲而不舍——她已经愿意承认自己能力之不及，但是仍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创业艰难之后的辉煌。一如登山者对于山的迷恋，他们的迷恋中总是饱含着对于山的畏惧和死也不肯退步的决绝。这种魄力自然有着很强烈的悲剧色彩蕴涵其内，却也因包裹着人自身的软弱而让刚强更令人景仰。
小石悄悄在旁边补充道：“若是在GCS时代，谁都会根据自己的假设来做一番推演，也都会觉得有大把的客户资源在手，创业也并不是怎样的困境。只是GCS本身这面旗帜遮掩掉太多人的个人反思，甚至最平常就是误把GCS的固定客户当成自己的固定客户，把客户对于GCS的信任当成了客户对于自己的信任。我们知道你在现在的管理体系中确实不断在挑战自己的同时也在委屈着自己，这种感受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俞总刚刚来咖啡厅的路上还在跟我说：我们都很欣喜你能过放下以前的包袱约俞总讨论你现在的困境，这真的说明了你做事更加具有灵活性和主动性。特别好、特别好。”
俞总道：“陈墨，其实你遇到的情况并非一个孤立个案，甚至也并不局限于你所谓的私营油企。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GCS虽然是你一直推崇的外资公司，它也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熟管理模型，但是还不是一样内部斗争纷仍，你这样的技术人才也不能在其中以一个专家的方式存留？一个‘人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不能苛求万事都按照一定之规来走。有些事情可能是按照你的思维定势，那就会有另一些事情会按照婉灵的思维定势走，还会有些情况照我的来或者照其他人的来。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给人指出这一点，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其实照我们现在看起来，这种答案也并无绝对，是一个地方、一个时间、一群参与人等多个条件在互相影响着的一种求解过程。”

小石接着说：“这就像我们说地下资产，为什么需要强调多学科融合。核心就在于每一种学科体系都不能很好的解读地下的信息，都存在很大的盲区和误区，只有多学科融合才能在现在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挖掘信息、规避风险。我们并不是说多学科融合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认为没有多学科的融合会导致学科间的互验性不在考虑之中，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道理。”

俞总道：“我们不执念于道理，而是要更加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在多种人生认识的交汇处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并且喜爱的方向。这是一个远比在GCS要艰难得多的过程。我不避讳说，当时我离开GCS，有很多同类型的公司让我去做中国区老大，我的业绩和我的经历都足以胜任，我也不必自谦。我为什么要去私营油企？是因为我认定这个方向里有些东西在未来中国会壮大。现在我选择回到油服，自己开一个小公司，要踏踏实实从零做起，又为了什么？就是因为我更理解油气行业里太多的参与者太过于复杂的流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帮助到客户去消减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步骤。”

小石插嘴道：“俞总，我插句嘴。我不太同意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小公司。我们规模肯定没办法跟GCS、跟HAL这样的跨国集团去类比。但是，我们现在是GCS在中国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把我们当成最大的竞争对手，我们合作伙伴的产品让他们很头疼，我们是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在与世界知名的大公司，油服的龙头老大在分庭抗礼。所以我们很强，我们的优势很明显。”

俞总道：“小石坚持她的观点，认为我们是GCS软件这部分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软件其实并不是GCS的核心业务，也许在中国算是相对大一些，并不是主体核心业务，GCS最大的业务仍然是在工程上，这是肯定的，——我们去年这一年在最艰难的时候，油价最低的时候仍然有盈利，这就证明我们成功了。”

小石道：“我们的盈利虽然很小，但是是一分钱外债都没有的情况下实现的自负盈亏。在油气行业最低谷的时候我们还是完成了年初目标，并最终要实现我们的三连跳。”

我静静的听着她们在描述的一个前景，深深为她们的努力拼搏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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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创业在我这种人看起来还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俞总他们这次创业，核心业务其实仍然只是油气专业软件代理。虽然他们能给厂商带来很高的利润回报，但是也严重受制于厂商能给他们的空间。

这种受制是我从油田来北京打工的起初就开始体会和理解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在代理着那个叫做GCS的巨无霸的一个优势产品，也就是小石一直在宣称的打败了的产品。GCS是一个巨无霸，它的软件产业链本身也在制造这个子行业的的巨无霸。小石打败了的这个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得吓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被绝大多数的中外同行看作是行业标准。即便是这样优秀的产品，我们当时在它幼年期的中国市场推广仍然堪称举步维艰，厂商不同意我们的研发建议、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流程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市场开拓成功，厂商随时都可能收回代理权。所有的代理商都会构思多个盈利点也是希望这种授权波动不至于直接杀死自己的现金流。

俞总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问题在于：她在私营油气企业追求的疾速失败让她没有精力更多把责任思考完整，更没有充分时间意识到油田运营中所需的专业知识既系统又芜杂。专业软件自不必说，就连最常使用专业软件的科学研究本身中整个油气产业链条中也并不是占据着最大的比重——虽然这部分人群经常是最多发声的一群。这就像军事活动中其实军师或者参谋的作用并不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历史演义中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自然是统帅的判断和决定），但是军师或者参谋常常是文人出身，写书的人也是文人出身，自然的关联和亲近感会导致很多这类小说放大了谋士的作用，有些小说甚至会因此错误的贬低统帅的价值（远的如《三国演义》，近的如《琅琊榜》）。俞总快速返回到她更熟悉的专业软件这个领域之后，她对于油气行业的认知也就恢复到最初的客户群落，但是她的客户却只有一类，这不免让她对于研究之外的运行不能尽知其所长、其所致。即便她能过通过GCS的产业链知晓自己从事的专业之狭窄，但却总是不免会以为自己所选择这个窄缝儿的地位高于其它窄缝儿！

小石带来了两份儿她们正在中国推广的软件宣传册，画面排版仍然沿用VB（邓文波）当年的习惯，图文混杂、颜色斑驳。我大致翻了翻，知道他们还在另一个领域代理着美国人的产品。
俞总道：“我们这款产品，是俄罗斯开发的，有俄语界面，在独联体国家里也有一定知名度，最近中东的采购也很大，推广的非常好。另外那个是搞非常规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你也可以看看。”

我苦笑一声，实话实说道：“俞总，这些资料，如果是一年前你给我，可能我正好管着这个事情，起码也可以推荐到技术测评环节里，现在GCS已经占据了这个阵地，短期内恐怕公司也不会再出资购买同类产品。”

俞总笑道：“也不是让你去哈萨克推荐这些软件，这些东西你走哈萨克就被厂商直接拿走了，毕竟不是中国渠道。别紧张，我们只是希望你能了解了解我们的技术优势。”

我点点头：“明白。库让的地质条件其实不算是非常复杂，只是研究细节上容不得技术人员发挥，生产压力导致了研究人员不能沉下心去只关注在油藏规律本身，很大程度上长官意志会倒逼着技术思考让步。这些情况其实跟中国现在几大央企的处境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油藏规律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主管项目的人的偏重而出现让步。如果技术主管不能坚持，常常让步会严重超出底线，这也是我们的研究总是强调区域特别性和研究细致度的根本原因。”
俞总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我继续道：“其实油藏研究的关键并不是细致程度，而是抓到规律。人的知识之所以可用，就在于规律性的摸索。如果每一次都刻意强调细节重要却无力总结基本规律，则越多细节就越让人的知识体系凌乱破碎变成数据垃圾。我们库让做项目可能没有很多乙方单位那么抠细节，我尽量保证的就是抓大放小、提纲挈领。油藏是构造主控，现阶段就暂时不研究其它可能的控藏因素，只以这一点为突破。有很多同事和领导提出过要系统研究沉积。不是我不能做沉积研究，——当然我做不了很好的沉积研究，至少可以胜任库让的需求，——而是我们立足于现状想要马上上产的核心动力不在沉积研究上，这种细节研究至少还需要再补上五十口井，配合大量的岩心研究之后才能更直接对我的生产有助益。”

小石道：“我们在岩心研究方面有很多经验的——”

我笑着拦了她一下：“这种数字化研究的成本更高，至少库让项目我未必能在现阶段支持，而它发展到需要更细致去挖潜的程度的时候我可能也不在团队中了——”

俞总道：“我能理解，陈墨。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些感受，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真实体会。但是你也应该能看到整个中国油气正在试图突破，寻求更良性的发展，现在上效益与产量并重。我们的研究细致化的大方向是抓住了的，肯定也是未来中国最急迫要突破的。市场方向决定了我们的走向，这是不容置疑的。”

我点点头，她说的也没错。也许现实中的运作就是这样，没有技术完全主导的团队，也没有政治完全主导的团队。

俞总道：“你提醒到的油田运行这些我们肯定也需要消化，但是你也需要紧盯着科技前沿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

小石道：“去年有个小公司搞的一个神经网络学习程序在围棋上打败了一个专业棋手，他们好像在找韩国的李世石训练这个程序，他们宣布他们的围棋程序会在今后几年内彻底打败人类。”

我问：“就像当年IBM的深蓝那样吗？”

小石道：“也许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曙光。”

俞总道：“我们一直在跟踪全球的技术动向，最近也在跟俄方积极探讨云计算的实现。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在进一步把数据实现云化，我们的软件具有轻便、免安装的特点，特别容易进入到云端实现。”她顿了一下，“GCS鼓吹他们的Delphi也好多年了，云还是个气泡。我们要是出手，就连他们的Delphi也打击一下。”

小石道：“所以我们将会在全线打败GCS，”她接着道，“软件产业这部分，我们一定是比它先进了不是一个量级的。”

我笑了笑，感觉她们俩对于GCS的那种敌意一直都没有消减，也许这跟她们一直在与之在市场上对抗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