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日记] 放空自己，依就前行

Joseph

“不要被自己的角色局限影响到自己的专业判断。”

这是我的一位新同事在告诫我的话，虽然感觉上他也未必能遵照执行。

这也许就是大型公司的一种悲剧——工作细分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对于自身工作环节本身去负责，而极力避免将触角真的伸到别人的工作任务中去——反过来看，外企经常看到的那种“玻璃盒子”和“透明天花板”其实也就是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如果我们简单点儿说，好像也可以用“精致的自扫门前雪”导致的“表象宏观战略，其实宁可垃圾”。

而这种文化的因袭——中国的外企和中国的本土公司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大差异，应该是我们的本土文化渗透而来——推动着一种“战略虚无主义”或者“政治虚无主义”的潮流，即，我们关注的那些并没有被我们的主管们关注，那就是他们的职责缺失而与我们无关。我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和很大概率在推动着二战时期的德国人悲剧：“他们抓犹太人，我们不帮忙发声；他们抓共-产-党，我们不帮忙发声；他们抓我们，已经没有谁帮我们发声！”我们在蔓延着这种虚无主义的同时也就让我们的就业环境不断不断的恶化下去，没有了坚守也就没有了我们职业的尊严。

我也没有做到，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也只是蛆虫一样的存在。

也就是在这种时刻，蛆虫需要一点思考。哪怕是一种错误也要挣扎一下了，因为不挣扎也不过就是沉沦，绝望中也要有些东西让自己短暂的生命不至于只有“屎”，尤其有些屎是自己拉在原地的！

越简单的事儿，却越难做到。只要是身处其中的人都知道其中的迫切和其中的艰难。

似乎，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层管理人员尸位素餐的不作为或者沿袭“精致的自扫门前雪”精神而导致。

我必须强调“似乎”，后面会给出一个解读的角度。

即便如此，这也不赖他们，是因为他们动作比我们更为局促。

他们其实就像某种“小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属于边缘的“有产者”，比“无产阶级”更容易为保护自己在现实中的既得微利而折腰。他们在实践中也总是选择最为保守的——其实他们是远比真正的“资产阶级”要来得保守和套路的，因为从目前的获得量来说他们更加输不起。所以他们更加焦虑、更加需要攀附，也更容易奉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不是他们没有专业精神，也不是他们不理解别人的专业精神，而是他们更希望以“息事宁人”来换取基本平衡，打破这种平衡对于他们风险常常远高于收益。

有些情况下，会出现“甩锅”的转移责任事件。深刻来看，却应是因为这个阶层在尽量最小化团队影响而采用的一种策略。

最近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反复提及汉唐中国在设置“言官”方面一直都是用“人微言轻、杂出肆意；言者无罪、听者有心”的基本策略。一国之宰如欲与一国重器争论策略短长，动辄数十子弟相随，极容易积成“党争”；反而是“言官”因更单纯的理论视角和基层感受容易形成多维度的政治辩论。（当然，此事到了宋代有了变化，“言官”的工作目标从皇室向宰相（首辅）率领的文官体系转移，就变成了代替皇帝责难群臣的口舌。故宋、明以来，“清流”常常以奢谈误国。）我们行业的某些技术研讨，在中层管理者眼中也是需要“相对纯粹”的技术观点碰撞，这个时候最怕官员本意提前曝露而成导向。故此，有些所谓“甩锅”也并非出自私心，更可能是降低高层导向对整个团队影响的一种惯用策略。

理解这一层以后，我们就会间接看到一个组长（Team Lead）或者一个主管（Operation Manager），乃至一个小公司的执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都会自觉不自觉的把个人置于一个团队的领袖位置，他不愿意轻易把自己直接送到火线上也是因为他需要在日常中引领团队和推动团队不断向前。换言之，他更多的表现只能限于他期许的团队表现，而不能只是表达出他自己的判定为止。但是在一个人成为管理者的最初，应该都是基于这样的基本思路在不断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中越来越重的管理味道。

只是，——当然，这也很常见，——有些管理者确实由此惯性而导致了心态扭曲，把个人面子看得比整个团队都重。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也许在某个程度我们看到钱穆先生替我们整个民族悲哀于在历史上不断因“皇权”侵袭而丧失“相权”，也是这种情况在更大的框架上的写照罢。

Joseph

另一个故事

一起吃饭。

张军、李刚都有点儿感慨，董自强和我却只是坐在那里听他们吹牛。

他俩都是离开油田出去奔波多年的成功人士：一个在规划北京买房，务实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在规划卖掉北京的房子去一个“宜居所在”去享受生活。

董哥跟我在油田这么多年，出门开会或者休假的次数可能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但是他们俩一路走南闯北的坐飞机好像比我坐汽车的次数都勤快。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吹牛，我们还是可以凭籍着某种酒精刺激出来的直觉一下子就捕捉到。

就像现在，张军在给我们解释他们这家上市公司的内幕，为何可以连续五年坐稳了中国股市的老大。我不炒股——没有那个闲钱，给儿子报兴趣班都不够——但是我也还是会知道跟石油沾边儿的股票不可能赶上一瓶酒。

张军越说越激动，他可能平时也喜欢这样带着某种奇怪的表情去说明他曾经离财富有过怎样的近距离，脸色出奇的红润，连平日里看不出来的白头发都开始闪烁出一种智慧的亮光。李刚小心的追问着，既不去挑破他的那层薄薄的油皮儿，也不肯放任任何一处故事被他给模糊掉。

股市的故事，说到了深处，就是无限的内幕。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走。内幕的核心，就是无所不能却谁也不知道根源。

“我跟你说，直接这个比例，拿走。”张军挥舞着他的左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股市第一，连拉好几年，这是多少？他一出货，是多少？”

其实我知道股市最好的那几年是大概一三、一四、一五。很多老头老太太都开始被吸引去炒股，买根儿葱都能涨价的年代，然后只是他们没有在一六年退出来。再说，这东西不能拉好几年，你没有那么多存货，——跟屎一样，——而且不拉还有很多可能，拉了就只能剩下一堆臭不可闻。

李刚在张军的话缝儿里插了一句：“为啥要等这么久？”

张军笑了：“我说哥们儿，你得等锁定期啊，大股东不像咱们小股东，他们一锁就是三年。”

董自强跟着问：“这三年他们得拿走多少，几百亿？”

张军冷笑道：“这群人就要雁过拔毛，每家上市都不用很多，就跟菜市场一样，天天都拿出来卖就天天有货。我跟你们说，这些人得多有钱。有个人我接触过一次，说买海外油田，直接就问几亿美元，就像这几亿美元就在兜里揣着一样。那是啥感觉？你想想。”

董自强叹道：“你们跟着溜个汤边儿就够活着了；这可不像我跟陈墨，我俩连喝汤的地方都没有——这两年石油行里真是艰难。”

我说：“董哥还好，我是真没有主意哪儿能整点儿钱化了，儿子学的英语班太贵了。”

李刚说：“北京也一个熊样，不等上学，各种兴趣班铺天盖地，多少钱价位的都有。——我跟你说，老陈，在油田是穷人，出来还是穷人。”

张军截住我们：“可不能这么说，我一个哥们儿，大前年转行去搞物联网，——就是那个5G，——咋样？我跟你说，三年，他现在薪水至少也在一百七十万。这是啥概念？每个月他妈拿十万，年底还有五十万等着你。你一年能拿到五十吗？我就问你你一年能拿五十吗？”

李刚笑道：“我一年能拿五十就不用想换个地方了，五十在北京也够滋润了。——不买房、不供孩子的话。”

董自强说：“现在就这个熊样，哪儿都刮干净的感觉，房子刮净你家现在的积蓄，孩子教育刮净你未来的积蓄。”

李刚摇摇头：“到北京，一个房子刮净你何止三代，你连你爷爷到你孙子的钱都得化出去才能够还房贷的。别看一百七十万，在北京没房子也是个穷人。欸，张军，你家房子是哪儿？”

“我？我现在看的都是你马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我们公司年底还要搬家，估计也是往外搬。”张军的话越说越比刚上桌的时候散了，“人不就是这样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你还以为哥真有什么追求？哥就一个追求，钱！剩下都是屁。你们看看有钱人就知道了，连屁都不是，连屁都不如！上一阵子，马云，不就直接叫板说他的公司强制加班是给大家饭碗，不愿意加班你可以走，没人拦着。这你马就是咱们的首富说的话——我跟你说，这要是亚马逊那个贝佐斯在美国敢说这个话，立马有人让他去跟检察官解释。——马云就不用，还他马的理直气壮，有钱，拿钱就砸死你。”

李刚道：“有钱人都是些草旦，没事儿就搞个毛线的——我不知道你们俩看没看过去年金马奖那个片儿，那个导演直接自杀那个片儿，把那个导演因为片子太长逼自杀的那个家伙今年自己也拍了一个长片儿，还他马的给自己找足了理由。给别人金马奖的片子三百多万债就要人的命，去你马自己的片子也整老长还赔钱，赔的比人家还多好几倍！这就是有钱人的价值观，说穿了还不是谁嘴大谁说了算！”

董哥跟我很少看电影，更没有什么时间去搜罗他说的这种禁片儿——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禁片儿，没准儿也上映过的——他不说是谁我也不知道他都是在骂谁。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其实是在骂谁。就像张军不是骂的马云或者贝佐斯，他也不是骂那个不出名的导演。

董哥沉了一下头，说了句酒话：“屁！”

我感觉董哥是我们这一桌上最有文化的人，因为我压根儿就没听懂他在抱怨什么。

Joseph

走了很久，却没有找到最好的自己，只是让自己一再的感觉不如以前。

这是跟“失眠”症状极其相似的一种焦虑症。

我现在就在这种焦虑之中，而且不断影响着我对成都这个城市的感受。——一个据说“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现在对于我却像一个“前女友”一样不断提醒着“我们不合适”。

迟滞、表达、仪式。

感受不到自己可以去投入的方向，每天的日常工作压的我这种恨活儿的人感觉都是在抵消着各种构想去不断降低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生命如同狗血剧一样流淌。再这样下去似乎也就是波澜中只是看到波澜，疲倦中只是感受着疲倦，而没有了触动、没有了激情。

妻子劝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点自己能对自己满意的交代。”

这是一个目前我还可以接受的建议。

是的，太多此前的基础工作都没有走在节拍上，直到现在还在为十年前的无序埋单。那又如何？不是也走了十年吗？又不是我的十年！我的十年，即使所有人都觉得我碌碌无为也不要紧，重要的是对的起自己。十年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就算是注定不会推动什么，没有挖到什么，我也要想过、试过。就像妻子现在跟我说的：“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一点事情，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并不认为自己聪明，更不会觉得自己灵机一动的想法有什么指导意义。真正有用的就是能够有足够坚实的数据和逻辑证明现象存在，而不是拼凑一个现象去证明自己足够聪明。我现在非常清楚在这样一个庞杂的机构内没有什么可以达到上听的技术意见，所以这种思考也只能说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只是去听更多人的反馈，获得更多人的帮助，不再试图推进什么、超越什么。如是平庸，如是面对平庸去不断深挖自己的那个自己，一如堂吉诃德般倔强。

自从我上大学以后就知道自己资质平庸到了全年级的倒数。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足够敬业，在那个没有人愿意去花时间思考反演算法的时代，我硬着头皮把一本英文算法附录翻译成了中文放在自己的科研报告中，那个时候我的英文甚至还不能读完一个带从句的整句，也相信其中很多理解都是错误的，需要别人帮忙指正的。但是我坚信那是很多英文好到了可以流利沟通的同事都不肯去化时间去面对的，至少在我当时认识的极为有限的圈子里还没有人愿意为这个无聊去投入生命。我的敬业，就是可以为无人喝彩的无聊去付出。

这对于我很重要。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目标，也无意于让别人接受我的思维习惯。——当然，同样的，也无意于接受别人的思维习惯，这是完全对等的，——微微的吐口气，咬咬牙，把自己投放到自己里边去。

成都，似乎注定不是我喜欢的居处。

那又怎样，仍无法阻挡我看清楚自己和找寻更好的自己的脚步。

Joseph

深受媳妇的影响，会偶尔看韩剧。

我看韩剧——间接为了不放弃英文学习——都是找英译本或者韩语英字的版本来看。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因为经常会需要描述一个剧中人的大概情况来让对方知道我们在说着的那个人物是哪一个。就比如“what's wrong with secretary Kim”，我注意到一个姓“Bong”的女性角色，要找很久才能知道Hwang Bora这个演员在中文语境中叫做黄宝罗，然后才在“豆瓣”上能对应出来这个女性姓“奉”。这自然跟我们没有学过韩语有关，但是翻过来也会丰富我们讨论这些次要角色的技术手段。

通过复杂的查找与对接，复杂的韩语发音也能渐渐有些领悟。

这种事情，放到日文书籍或者影视作品中还更为严重一些。

我记得有一次读《干法》（稻盛和夫著，曹岫云译）




凭借我的粗浅日文功底、石油行里摸爬滚打十数年（2010读此书时），再加上彼时恰好正在这家公司服务，就马上知道“Schlumberger”被日本人叫做“シュルンベルジェ”（很抱歉，音类“休伦贝鲁杰”，而不像“秀兰波儿”）在一些不了解法国的人那里会加重语气到“lum”这个音上而“稀烂博杰”。曹岫云翻译日文本没有问题，但是做这种音转工作如果没有些订正功夫或者妄自尊大，就很容易搞出“门修斯”、“常凯申”、“秀兰波儿”这样耳熟自然能翔的名字了。


顺便多说一句，稻盛在这里提及的公司董事长“里夫”的音译也是错的，“Jean Riboud”是斯伦贝谢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战略转折性引导者（一则1985年的旧闻：https://apnews.com/48a569f04f756da53f25b02a898ddeaf）。法文的话我们也倾向于“让-吕布”，英文式翻译的话可能“约翰-里布迪”。


再比如，我们现在公司的英文老师Alina是个俄国人，熟悉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但是我跟她讨论自己喜欢的日本作家的时候还是很麻烦——没有学过日文的人一般不知道日本人的名字读起来有多兹扭，而且我即便是读过其中一些人的书也早就忘记了他们的本名在日文中应该怎么读，——想起来最搞笑的就是我说“芥川龙之介”却被她误以为是还活的好好的“Murakami”。也是靠各种搜索才说清楚。

说这么多，都是废话。

只是想说：我们在专业方面也一样会有很多理解和概念的认知偏差。即使几个人都有“不太高的渗透率”这样的基本认识，也还是需要尽量给出足够的“不太高”是在什么范围和什么方向上。做足说明，因为很多偏差都是出在“对方应该知道”这种假设条件下。

Joseph

中国式沟通，受限于自身文化，还有两种典型的歧义性影响。

一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另一个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我说的这两点你都不懂？那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你只懂其中某些部分，却要指点我很多，那你就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开个小玩笑。

后者比较常见，也比较容易识别，这里就不特别举例子了，参加过油田各种验收会的人都见过此类表演。

前者的情况其实更为常见，只是大多数情况下会以一直持续的隐蔽状态持续。就像此前有本畅销书《潜规则》里经常提及的，甚至可能是说出来了，只是用了一种不明白表达去遮蔽起来。

官场文化进入企业已经是所有同文同种的人群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很多人的引经据典来解读各种管理高招儿，或者“厚黑”的来给企业家们寻找方便之路，其实都是基于同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基本原则来寻求某个特定条件的“特殊解”。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甚至是觉得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水土不服的“特殊解”们都只是在给我们的官场文化进入企业一块遮羞布罢了。

类似的遮羞布其实也在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着，比如Tony Robbins（https://www.tonyrobbins.com）之流，基本上算是人生激励行业的Robert Oldham Young，即是这个行业的教父型的存在，也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绊脚石。说穿了，都是用一套似是而非的所谓科学化流程加上自身的经历去游说。信众达到一个多数以后自然在信众之中也开始出现小比例的成功者，就可以再藉由这类成功者去放大流程本身的推广价值来形成更广泛的吸引信众和更直接的引导信众。

这也不算是完全的不科学，你仔细看看“孙正义”这样的投资者，他们的基本投资理念并非我们习惯的要多么深入的去考察每一个深入的行业，而是针对某个未来热点大范围的撒钱。他们有点儿农民播种的感觉，不考究每一个种子都在最为合适的生长周期，只要自己的总投资额在自己的总收益之内。他们的方式甚至更需要的反而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熟悉的）篮子里”。

如果现在沪市是处于一个低谷的话，你在每个被选入指数的股票上投入等比例的资金，那么等到沪市指数上涨你自然就是赚钱的。

话谁都可以这么说，但是事儿谁都不会这么去办！（因为会交不起交易费）孙正义们也不会！（他们也同样交不起交易费）

孙正义们被定义为成功人士，不是他们完全不筛选他们的投资目标，只是他们没有我们这些散户这样做“精细筛选”。事实上中国的很多网络相关公司都获得过孙正义的投资，——一如他现在播种AI，也是比较大范围的撒网、播种，——在他投资马云的时候是为了马云代理雅虎中国（那个时候他的软银因为投资Yahoo!而大赚）。故事很简单，Yahoo!模式中可以复制的部分可以让马云有足够的资金去做B2B——目前的网络上关于这一段故事已经堪称混乱，有说缺钱的、有说不缺钱的，有说厕所6分钟的，有说正式6分钟的——毕竟资金只能用于启动项目，而想要培养一个运营模式却需要稳定现金流。一旦B2B可以变成今天Alibaba的基本规模，孙的投资回报至少是百倍。

那么孙正义投了多少类似的公司？保守来说在2000年前他也投了超过100个，现在这个数字肯定会翻数倍。孙正义的大多数投资故事我们都没有看到，让人津津乐道的是“Alibaba”、“Yahoo!”、“Vodafone”、“ARM”等几个。甚至他的助手岛聪写关于他的书的时候也说，孙投资只要5%的胜率就可以，因为一旦盈利，利润率都是很高很高的。

把Alibaba的故事讲的很传奇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同时还“揣着糊涂装明白”，也算是这类信息披露的惯性思考和集大成者。

如果我们循着这样的考虑再看看巴菲特或者索罗斯，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差异。差异更为明显的反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同时还“揣着糊涂装明白”的各种讲故事的人。——其实他们也是同样的选材方式：总会有一个投资方面的领军者，如果巴菲特不是第一，那么就会有其他人来充任这个第一；拉大这个第一跟其他人的区别就是他们这种第一的故事在市场上卖点所在，故事总是要“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同时还“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讲下去。

Joseph

开发调整方案，并不是我们开发了，然后我们遇到问题了，我们规避了问题提了产就解决了问题。

记得当初来振华成都面试，有领导问我“在哈萨克怎么保证油田上产”，我老实说“打新井”。这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答案，肯定也最不得领导的欢心。但是我说的是个事实，非常基本的事实：油田要稳产只能靠新井，这是最好操作的。如果领导愿意追问，我也可以告诉他我们为了找到高产井的付出，我们在北部的某些尝试的价值所在。

甚至拿到今天来说我还要承认是自己的专业思考太固化而没有在自己的任期“试油超浅层油藏”——我前一阵子刚刚从前同事那里得到的信息。我觉得这个信息的重要性甚至于大过此前的业绩。

我的任期内，规划了一个大概三年左右的建产期，然后应该是三年左右的稳产期（这三年本来是工作压力最大的，因为新井的空间不大，也许可以考虑部分水平井）。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将原来划分到Cenomanian层的油藏定回到Albian，重新评估了Albian和Aptian的储量并以此完成了第一个FDP。但是，当时有个在现场的老师傅给我和当时的项目总经理反复说过很多井大约200米埋深的地方有油气显示，我还做了一个地震草图试图说明这个范围很小，并且跟下部层系上的同等级荧光对比，产水的概率很高。

这件事我当时并不想去推动，更多原因是产量任务的压力太大。实在不愿意在一口新井上给哈国油气部去上报和等待批准，并且这样也会增加随后的新井的试油周期——根据哈国工作原则，所有井必须完成逐层试油之后才可以选层投产。增加一套可能的油气层试油流程就会让每一口新井拖后一到两个月去投产最高产的产层。

同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对他心里是充满了感激，甚至无以言表。

他也许只是把这件事当成是信息更新，——因为我持续在这个项目上付出心力，对于这个项目有了某种个人情感，非常希望听到关于这个项目的消息，甚至因此还在关注前雇主公告中关于出售这个区块的信息，——但是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个难得至极的一次技术决策和职业发展决策的修订机会。

也许会有很多人嘲笑我“技术决策和职业发展决策”修订机会这个说法。我今年已经四十七岁高龄，在振华早就没有什么职业空间，我的决策和我的职业选择都已经是过去了。

好罢，我再稍微倒回去一点儿，说另外一个事儿：我外甥读大学，我问他怎么看待他父母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如何规划去考虑做一个“强势父母（虎妈）”还是考虑做一个“温情父母（猫爸）”？他问我为何要想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一直都在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中的问题。他来了一句：“你考虑这些没有用啊，你们已经没有孩子可以教育了。”我看着这个孩子，感觉心里却是无限的悲凉。

思考如果是用来“有用”的话，那么一个地球上还有多少思想家能够存活？

华为的备胎计划如果只是考虑“有用”的话，那么任正非根本就不需要启动，因为他肯定还有更迫切的能够盈利的空间去攫取。

这样的例子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了，并不需要再刻意从行业内举哪一家或者哪个人来讨论。

插话就到这里。继续：对我而言，同事反馈的信息确实是一个难得至极的一次技术决策和职业发展决策的修订机会。他这个信息帮助我理解了自身在工作流程压力之下可能牺牲掉专业的问题、更可能牺牲掉开放心态的问题。这对我才是极其重要的。

心态闭锁，冯唐在某些博文中称为“油腻”，他还限定（其实是调侃）了一下其标准特征。我个人觉得他引导读者群去关注特征这个导向本身是错误的，更值得我们深究的是我们需要不停的反问自己是不是开始在一些必须保持开放心态的事情上已经有了明显的闭锁。

我们经常看到，持续多年深耕于某些区块的人会陷入一种怪圈，就是在产量任务压力下他们不停喊着“突破自我”的同时却无法接受对于原来地质认识的任何调整，很多常见的攻击（defensive behavior）就是“讲古”——“你知道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当时现场发生了什么情况吗？”“那个时候我正好就在......”。老实说，新来的思想的确不可能从数据丰富度上与这些持续在区块上投入的人去对比，但是也并不能因此就低估新思想的价值，尤其是我们本意想要“突破”的时候。一个地质认识多年不变，常常都不是数据本身，而是看数据的眼睛（filters）在出现一种不断强化的“闭锁效应”。作为一个基础数据本身就会互相矛盾中寻找规律的学科，地质认识很大程度会存在“视觉角度差”（different filters），不同观点的碰撞也常常是因为这类因素。这本没有什么大不了，在这个专业中也最为常见。只是一旦这种数据different filters进行了思想统一，数据就已经单线条收缩，突破自然也就成了鬼骗鬼、狗咬狗、人吃人。

（未完待续）

Joseph

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人会在下了决心“终生学习”之后仍然出现拒绝学习的姿态，始于我哥。

而注意到他这个特点完全是一个误会造成的，这个误会的发生和发展我就不在这里倒隐私了。只是最后希望跟我哥讨论一点人生走向的问题，希望是劝劝他不要那么轻易放下自己、放弃自己。没想到的是我以前一直都觉得爱读书爱学习的哥哥直接给我一句“我才不会那么想事情”，用一种概念明晰的方式来替代了可能的全部逻辑演练。而且在我试图用逻辑来拆解的时候，他一直都只有用他固守的概念来抗拒。

老实说，我一时手足无措，心里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寒意涌来——哥哥终于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老了。

我大学的时代，哥哥也只是刚刚入职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热血沸腾兼放荡不羁，我还记得自己只是偶尔读了几句“惠特曼”就硬着头皮要给他推荐《草叶集》，他很快就买了一本放在了他的床头。学习，工作，还有音乐和文学创作他可能算是几驾马车一起奔驰。那个时候，他会跟我反复强调“不要做一个三十岁的老人，不要做一个思想比身体提前退休的羸弱”。

一切好像都还是昨天一样清晰，甚至他的那本《草叶集》我还没有来得及找英文本去对比着看看，那纸页还有些部分仍然很新很新，他却颓然坐在我酒店的双人床头用拒绝卑劣的去设想来掩盖他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的困苦。

我跟他讨论这个事情的时代，他其实还远没有今天我这么年迈，但是他会突然祭起他惯用的一个说辞“等你过了三十五，你就都明白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明白了什么，但是他早早的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等你到了...，你就明白了”，我们甚至可以很多年这样漫谈文学、漫谈诗歌、漫谈日本，除了某些他界定在“年纪”以内的东西。我们仍然是最要好最要好的朋友，仍然有着很多共有的记忆和共同的追求。

那一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期望我也像他一样突然的衰老下来。每每一想到这个点，我的心就会像被利刃深深的刺入了一样又凉又热又满又空，好像什么东西已经遗失在心里某个角落却被我用着一种漠视掩盖着。

除去对于亲人和朋友——我从未放弃过把亲人都像朋友一般交往，因为我比血缘更加相信互动和互相欣赏——的那种哀恸，更加让我这样敏感的人容易极速间意识到的就是自己会不会也经常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境之下做着同样的“外强中干”的抵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朋友、每个同事、每个敌人都可以成为我的一面最好的镜子。虽然镜子里不是一定总能照出自己那个本我，却一定是可以预示出自己有多少种可能走向自己并不愿意去的那个方向。

很多时候，人不是靠着给自己打气就能活过生命中的“一道道沟、一道道梁”。因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就躲在那个暗处、在那个最不该遭受伏击的时刻，给你自己偷偷的放了一个无可回避的暗箭——就像我哥一样，——你如果发现了这一点，而且你发现了打枪的人正是自己，可能那时的恐惧和悲伤才真的是另自己发狂？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给自己偷放的黑枪、自己给自己挖坑又把自己埋葬，但是我知道这种事情其实每一天每一刻都在重复上演。没有台本也没有布景，没有导演也没有观众。看着自己走过去，我们坐在自己的地方，然后狞笑着把瞄准镜对好自己的胸膛。

是的，这不是自杀，我们甚至还可能因此少了很多烦恼。——可能也少了很多闯荡、欲望、癫狂、梦想。

谁知道呢？也许不是一个冷枪，而是偷偷把自己锁进一个圈。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了一道儿，就像绑大象不需要粗绳子而需要从小绑，就像煮青蛙可以慢慢慢慢让水变烫！

（未完待续）

Joseph

回顾，并不足以让我们勇敢。

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闲聊，问起来：“老郝，你怕失业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怎么回答都可以算是一个正确答案。就我现在的工作环境来说，——我这个朋友无法体会的一种天然差——一屋子人的失业次数如果做统计，我一个人肯定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因为好多国企的员工其实是终其一生也没有失业过的。

跟没有相同体验的人谈论体验，有时候可能就像跨专业交流一样：你讲的越兴奋，对方越迷茫。

失业这种东西，有其固有的令人不安的一面，也有其固有的令人闲适的一面，真正压在每个失业者心头的并不是这些相同的东西，而是当时他因为失业而造成的生活状态的改变。有些人喜欢用“心理舒适区”这样的术语，也有人简单理解为“习惯”。当你已经在一个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渐渐感受到安全，那么离开这种日复一日的循环本身就成了一种“不安全”暗示。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不习惯的恐惧，都会让人在另一个维度上“闭锁”。

比如很多同行已经能很容易辨认出我的一种认知闭锁——我在石油行业浸淫太深，而对于很多新兴行业还没有那么理解，所以会从传统行业的兴衰规律去推测新兴行业的规律。这固然是我总是仔细学习历史的积淀，但是从某个角度也鲜明反映出我个人对于不熟悉的领域缺乏基本的自信。

所以，我们会有两种——至少两种——闭锁状态：一个是因为我们习惯，另一个是因为我们不习惯。

这两种东西，就像岩石中的孔隙与岩石中的基质颗粒一样在扭曲着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一旦趟通了某个路线，我们就更容易把其它路线否定掉；我们一旦发现了一个新型的通道，我们就会担心进入这个通道会带给我们极高的风险。

其实，人生跟一块岩石中的连通孔也没有太大的不同：有无数种途径可以从一端到达另一端，甚至有很多种互通的曲折或者类似的折返。人类是有感受的流体，在其中寻找着压力最小的那个点去突破。

很多人可能会不认同我的话：玄奘大师一生波折总是在选择他人生路途上差不多最难的目标。

可是你仔细想想大师对于自己的信仰的那种虔诚感，以及他如果不去付出就会认定自己虚耗生命的挫败感。在他而言，踏上一条可能没有归途的取经之路，总是好过明知道真理所在却驻足远眺的悲哀。你可以说这是人生境遇之差异，但是无可否认，大师们也在选择他最容易的那条路往前走。

而且，越是大师，我们越容易在他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他们因为自己的设定标准而一再堵死了自己通往平凡的路——在他们看来，那些路并不通向他们设定的目标，很多那种路都是背道而驰，会让他们在选择了这样的路线之后比他们现在选择的这种路线更为身心俱疲。

基督耶稣宁可赴死也不选择在耻辱面前逃生，而且其实是在他此前曾经多次逃离了当时官兵的追捕之后，明知必死的情境之下，他仍愿意为世人去成全。

释迦牟尼并不贫困，他只是困惑于人生轮回——这是当时印度教的主旨所在，延续至今未改——种种重复的意义所在，乃至超越到一个化境，认为众生平等，众生皆苦。

他们的选择都是我们从世俗之间只能仰望的极致，最后我们却发现人生反而是由这些延伸出了意义，我们追之念之的“小压差大流量”只是增加了我们人生价值中的“水淹程度”。

思维闭锁，实在可以想很多。

（未完待续）

Joseph

——这个不是“思想闭锁”的续篇，但是也有几分关联——


朋友推荐一部老国剧《天道》。周末就在宿舍里看了几集。

主演王志文、左小青都还算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相信他们也很敬业。但是这部剧集却提不起我的兴致来，至少开头这六七集冗长的个人化——偏女性视角的画外音自叙——表达集中体现着作者（编剧）的某种文化人自恋、男性自恋。我不是想讨论这部剧集本身，而是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电影行业里称之为“Cult”，就是不同的人群因为文化背景差异而钟爱不同类型的作品，甚至是别人无法接受的某些特点。

在香港武侠片被李小龙以现代化方式进行改造之前，算是中式“Cult”——当然，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这种Cult存在——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题材，以复仇和女性献身为主体，这个结构文化基础之稳固后来更为《少林寺》一片在中国大陆井喷式消费所证明。西方也很多复仇题材的动作片，如果可以跨越到文学层面《基度山伯爵》也是这个类型的典范。之所以当时的中式武侠片会是Cult并非基于复仇，而是惯性使用各种物理上完全不可解的武术动作本身导致了崇尚物理基础的西方观众没办法做足角色替代。看看西式那种类似《洛基》的打斗，就知道我们的武侠片的动作设计的基调跟他们是全然不同的。

其实中国的绘画和戏曲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差异：在西方提倡文艺复兴之后让绘画主题和歌剧主人公开始有基本人本性特征成为核心之时，我们却更在意于一个程式化过程本身的连贯性或者熟练程度。中国的画家无需观察实际山石花鸟也可以完成自己对于世界的勾摹，而且很多情景中我们古人在观察这些传统文艺作品的著眼点也只是技法，而非立意。

我举一个例子，在我小时候家里给订阅过多年《小猕猴》期刊，中间有一个故事提及有个古代画家要就一句诗来作画。诗句原文我已经遗忘了，大意就是寺庙静怡有助清修一类。给我们小朋友当时就画了三幅画问那个最好。第一个就是一个庙，和尚洒扫；第二个山峦锦簇中伸出来一个庙的旗杆；第三个自然是正确答案，一个和尚挑水。初看起来我们训练孩子把立意做得巧妙，“犹抱琵琶半遮面”才是我们的欣赏层次。但是你仔细去回想，却发现作家（画家，艺术家等等）在这里边并不关注于诗作本身的思想，而是在希望表达“我巧妙的表达了”这个层面。也即是技法这个层面我们民族一直都非常在意，你的思想境界不重要，重要的是尺度和落点是不是合乎章法。

类似的例子，《红楼》中香菱学诗，她并不需要有个人感受或者是才情去借力，她最需要的是什么？“竟把老杜读透是正经”。清人作诗当时认为好诗者甚夥，后世却鲜有传颂。《围城》中塑造了一个遗少，说自己作诗的水平高，起步就是同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作诗在那个年代，竟不是用来抒情，而是“应和”之实学，凡是个知识分子都要做，——即如今天我们很多同行都要写汇报材料相仿，——所以最为关切的地方不是你的个体感受，而是音律合拍节、用词有出处。所以这仍然是技法。

再比如戏曲，我们觉得梅兰芳作为一个典范给京剧带来了太多东西，甚至他演《霸王别姬》都可以叫做《姬别霸王》。可是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行业外来看，就会发现他在京剧最好的那个年代没有体会到京剧最为紧迫的危机感，——就像相声泰斗侯宝林一样的问题，——只是埋头做好京剧中的技法精进，却没有看到晚出的其它艺术形式在贴近观众和艺术再现方面门槛更低的优势。

书道、棋道、剑道、武道概莫能外焉。

如上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做成的“Cult”。

一旦到了Cult的程度，我如果说我不喜欢你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用“你不懂我这个东西”来搪塞。这种情况甚至可以延伸到“同人作品”系列里去，我让一个读大学的孩子给我概述一下他正在阅读的“同人”到底在讲什么。他就要从文体、从脉络上先证明我的无知，然后再一棍子把我定义到“不懂”之列。

其实我可以举一个反例：金庸先生《神雕侠侣》是一个系列的中间一部，它的大概就是一个贫苦少年历尽磨难学成高妙武功的同时跟自己的美女师父历尽周折而终成眷属的故事。书名侠侣即是这个，而神雕则是少年遇到的武功高手的类似宠物一样的东西。这事情远不至于要因为起笔写到了丘处机的一首词作就先上一堂全真教和五斗米教关联概要，再上一堂中国诗词变迁史，再上几堂武侠小说演化史才说的清楚。我如果从沿袭角度去说任何一本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都可以先拉一句“你不懂”来搪塞，直到最后把这个部分搪塞成Cult。

其实批评观众（读者）没能正确理解自己作品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但是也不是因为别人懂与不懂就要调整文艺路线，而是要在让人懂和让自己表达之间寻找到多个桥梁，不能只存一个方案（作Cult）。

真正奇怪的是我们的戏曲本来是一个典型的“俗文化”，上演的剧目甚至还没有现在的电影类型片多，但是一定要包装到大雅殿堂去让人不懂，做成一个Cult来极致。这就有点像我这《闲扯地质统计学》里忍不住批评的那样，是典型的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情说得自己也弄不懂才好浑水摸鱼。戏曲逐渐被入门门槛更低的艺术门类抢了风头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文化现象。如果戏曲自身有活力，应该可以不断从古典段落中寻找到折射人性的部分来强化自身属性，也未必不能做成典雅一流；再退一步，做成一个不断更新素材的相对边缘的艺术门类也好过今天的以典雅为名的实质性死亡要好过些。在我看起来，做成Cult之后的京剧，比死还难受。

Joseph

今天有那么一段时间登不上阳光论坛，这件事对我同样很有意义。

那个时候我在问自己到底损失了什么。

最近写了而没有放到OneDrive上备份的东西吗？那些东西也许写了就写了，只是灵机一动再写起来会多少有些泄气罢了，却都是已经思考过的。

是那些在读我的这些随想却没有主动联系过我的“网友”们吗？说实话，这个点我有些犹豫。如果有一天阳光论坛比今天更登录不畅，离开的人多起来，可能我们能够联系到的朋友会变少一些。但是，反照自身的话，我个人、我自己其实倒是谈不上什么损失的——因为我不曾知道他们曾经或者正在读我的东西，也没有预期他们希望这种阅读有所持续。

那么我究竟是损失了什么？最为本质的是什么东西因此不见了呢？

我问了自己很久。

发现却是：习惯。

《成都日记》作为来成都之后的一份电子日记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半年。有些感悟，基本上都是随手写随手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思想总结不是在为别人，而完全是在为自己。包括记录下自己的各种小得意、小暴躁、小焦虑，把自己最为真实的想法都留在了这里。

如果有一天，需要重新面对自己，看看自己的丑态、看看自己的嘴脸，可能会觉得阳光论坛是我的一面最好的镜子。

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要损失，可能就是需要重新给自己立一个镜子来对照自己的思想。

更久一点儿看呢？

我会想起一个我不熟悉的人来：很多很多年前了，当时GNT有个专家在一个油田讲报告吸引了我，我会后找他攀谈了几句，蒙他不弃给了一张名片。再很多年之后，我跟同事说起来，这个同事凑巧那个时候也在GNT工作，更凑巧的是他经历过这个人的死亡。讲起这人在苦熬多年不知疲倦的奔波劳碌之后突然就不在了，也是不胜唏嘘。我当时看着同事一边深深吸烟一边把目光放远，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愚蠢的想法跟他说一点。

有时候，死亡比我们预期的来的更及时，我们收拣行囊的时间都不一定有。

我是个蠢人，所以总是执念要做一点事情。在面对生死，最初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准备好死，哪怕随时会死，也可以无所谓的倒下”。今年年初，在科吉思（Colchis PetroConsulting）做自己的总结，我用了很多年前给自己的那句话：“无悔于生、无惧于死。”这也算是对于自己直白想法的一个相对文学点儿的表达。

我比一般人更在意死亡，是因为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突然因病过世。

他准备给我说些什么？现在的我回想起来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想他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是这些东西他一部分是不知道该怎么传达给我这样一个对于生死还茫然无知的少年，而另一部分却因为他疏于平日的督导而不能准确让我理解。我不肯这样去面对世界，也不肯这样去面对自己.几天前，成都地震频仍。妻子会问我是否准备好随时逃生。我淡然一笑，比之随时逃生，我可能更容易准备好的是随时赴死。

我的生命规划也因此产生了一个角度变化，在别人需要做加法的地方我持续在做减法：定期的删除QQ好友、微信好友；定期的反思自己是不是足够简洁、足够直接；定期的把自己认为是贵重的东西扔掉；等等等等。

乔布斯曾经说过一个事儿：当时他去参加一个会议遭遇到一个女生，他就在会议结束的时候问自己，如果这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会不会去约这个女生跟自己出去吃个晚餐。当然这个女生就是他妻子。而我在他的传记中则看到他更早的时候就会每天对着镜子追问自己“最后一天”的问题。

我想，我喜欢乔布斯很大程度跟这件事有关——我也喜欢不停的问自己，这件事对我生命的终极意义何在这样的无聊问题，而且常常因为这种问题而启动别人不可理解的运行。在京大学同学聚会，越来越多别的专业和别的我不熟悉的师兄弟过来，还要跟我攀谈几句或者教训我点儿什么。我那天突然就想：如果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要不要陪着他们在这里应酬？还是陪着自己的妻子吃一点自己做的饭菜？那我还要犹豫吗，我果断离开了喧嚣的饭店——当时还没上菜——退出同学微信群和同学QQ群，骑上自行车，回家！不止一个师兄可能因此也就跟我绝交，那也没有什么：在我生命的终点，陪着我的也不会是他们；在他们生命的终点，陪着他们的也不应该是我们——至少从心里的愿望来说，我没有说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