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星星的夜空（第一集）

Joseph

第二天我们向南出发去四厂，上车就看到Vivi冲着我一脸的坏笑。

“怎么啦？我的刮胡泡没擦干净啊。”我胡乱在脸上找着。

她摇摇头，说：“你昨天被几个小孩儿给耍啦？”

“你说这事儿啊，呵呵，”我一下意识到是谁给她说了昨晚的故事，“气死我了，俩臭孩子，一唱一和的在那儿。”

Naomi跟在我后边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这可不怨我，是Ethan先看到的，说你去问问他干嘛呢，不是要找星星罢，今天可是阴天。”

“他咋知道我找星星？”我一边落坐一边扣着安全带。

“Ethan说你总是别人不跟你打招呼你绝对不先开口，他说你的性格来说肯定不是这么骄傲的人，所以猜测你的眼镜配的不好。”Naomi说，“我们讨论过好多次啦，觉得你也配得起很贵的眼镜，干嘛呀这是。Ethan说没准儿陈总——那会儿我们都叫你陈总呢还——这眼镜是情人送的，有意义的东西，舍不得换。”

“瞎猜，”我摆了摆手。

志亮从我后边悄悄的说：“我们都猜了很多种可能，总觉得这里边有秘密，就是不敢问。”

“那就问啊。”Vivi说。

“那会儿不是叫他陈总嘛，”Naomi说，“谁问一个老总这么隐私的事情啊，还不被骂死。”

Vivi颇有深意的跟我交换了一下眼神，“还是叫Zach好罢，骂都骂不死。”众人跟着她一起大笑起来。

Joseph

看着他们如此亲密，你很难相信昨晚他们都被Vivi最开始的公开指责吓到了，有些人甚至脸色苍白乃至完全丧失了自我保护的概念。但是，Vivi的工作方式他们看起来是非常熟悉的、同时也是非常喜欢的：可以不把工作情绪带入私人空间。我很难想像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可以让自己仿佛彻底在另一个状态上，简直就是另一个人的状态上——只隔了一个晚上。

钱锺书先生《围城》里有一句名句，“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我原是不赞成这样的性别调侃的。不过要是把女人改作Vivi也许我会专门予以接受，特别是现在听着他们一路上都在讨论着各种美食、不同地方的城市风格之类的话题。

这些年轻人都是一进入公司就在Vivi的手下忙活着各自的项目，有时候会得到一些她的直接指导，所以跟她都很相熟。那个时候我跟大军都在独立的跑着售前宣传的事情，很少人会直接跑到我们俩的办公室来问什么技术问题，况且我们出差频繁得跟脚不沾地一样，相对来说除了Vivi会问我一些事情以外就是Viona偶尔偷偷问问我要不要休假，其他技术同事对我们来说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不过Vivi一直都非常坦诚的对这些年轻人说我是一手带她入行的技术专家，对于软件的理解简直就像对于自己的手一样熟悉，各种不可能甚至都会被我神奇的组合出奇怪的可能出来。用一个年轻人后来的说法，我就是软件的活字典。所以这些年轻人都知道我的存在，只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打破这种陌生感。

来到大庆以后我们迅速的进入了一直层级模式，他们对于我的陌生感被更加放大，乃至就只能偷偷的猜测我的一些事情权作为日常游戏。

这种奇怪的情况在电影《Saving Private Ryan》也有一些表现，大家都很喜欢Captain Miller，但是同时也非常尊敬他，他不愿意自己说的事情大家甚至发动起来打赌。

我的人格魅力当然没有Captain Miller那么耀眼、那么高大，但是项目的运行几乎都是我一手在设计和监督大家实施，身份带来的一种隔阂感也就衍生出很多类似Captain Miller所拥有的那种景仰了。

刚刚到大庆的时候，我自己突然从一个被遗弃者转换为整个项目的管理者，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尝到了虚荣的好处，在做派上难免刻意要保持着一种冷峻和距离感。这种姿态我曾经也对着Vivi摆了很久，只是她一直不介意我的排斥而不断打破着我精心构建的某种伪装。

有时候我反思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我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国企模式的管理方式也同样是基于类似的心理，想通过简单的权威来推动执行。

Vivi似乎是有一种直觉能够洞察到这种管理方式的问题，她在进入公司启用英文名就一直在尝试着尊敬我的同时更平等的对待我，所以她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一个适合她发展的时候。

很明显，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职业之初遇到这样的机会，至少Sean跟我都没有遇到。

Joseph

我发现了Vivi抢在前面指出问题的一个好处：年轻人们都开始注意观察客户的运行效率这个事实，他们虽然还未必能够马上做出非常明确的行动。这让Vivi的很多分析和我的很多辩解都更有实效性。

我在国企的时候，很多领导都是很担心手下比自己显得更能干：他们一方面要极力纠正手下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未必立意让手下进步而是显示自己的高度。这样的思维方式固然让国企的团队对于领导给出的方向更少质疑，整体行动速度有所增加，但是团队的能力会最终囿于领导的领悟水平。因为一旦领导误会了更高领导的指示则整个团队的行动就会陷入彻底的被否定的尴尬中。

这个过程的推演也同时增大了领导决策的负担，很多领导昼夜不休的工作并非真的他们有这么多的事务性的职责，而是他们很大程度上需要凭自己的一己之见领导着整个团队前行，他们面对这样高的决策风险无法平息自己。

这种习惯本来就是中国几千年官僚体系的一个延续，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蔓延到了企业之中。

在这种体系中，人们不是向一个组织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上级的利益跟自己的后续发展就息息相关，成为上级的支柱性力量就成为了最为迫切需要达到的目标。层层叠叠的官员们形成一种所谓“如心使臂，如臂事手”的一致性贯通来最终完成最高领导者对于整个项目或者整个组织的设定。这样的基本框架就需要“统一思想”。很多低级管理者会普遍采取简单打压异见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步骤，从而达到提高整个团队的运行效率的目标。而跟这个基本框架需要“统一思想”伴生着的，则是我们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体大于个人”的思维。在任何情况下由领导代表的集体会超越于所有的团队个人，不愿意服从领导意志就会被领导发动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攻击。

因为牵扯着过多的“思想”而非“执行”层面的考虑，这让管理变得不堪重负，很多国企的底层领导们忙于应酬上一级领导提出的各种“思想”要求而把“思想”转为“行为”，进而定为“指标”，甚至出现了很多“买椟还珠、削足适履”一样的行政指令。

大庆项目组也曾经因为身处国企之中而在个别采油厂被责令不许使用QQ和其它即时通讯工具聊天，甚至直接控制了上网和收发邮件等。底层管理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上级下达的“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是各项考核指标却真实的被具体化而严格落实。

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曾经参加的高考就明白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会这么容易走向“应试教育”。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被底层管理者的“考核指标”牵着鼻子走，而不是真正跟着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思考”采取行动。

说起来，想理解国企的运作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国企这个庞然大物能够在明显低效率的运行而不坍塌，我个人总是觉得是跟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根性有着某种继承性联系的。

如果我们简单的跟Vivi那样去指责国企的运行我们就会失去这样的观察角度，也会失去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就中国现状来说，这样的组织架构还是普遍被接受和被推行的。高效率运作的组织和机构仍然只能是游击队式的小公司，而因其本质来说只是因为团队小而没有表现出老板的绝对权力会因为老板的视野局限而导致整个团队的受限。等到公司长大，很多私有公司会不知不觉的采取国企式的管理，并把这样的体系奉为圭皋。这一方面是由于私企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板们普遍在血液里继承着这样的民族性。

Joseph

“你们看Zach，”Vivi突然大声的提到我的名字，“无论你说什么都有可能导致他走神儿，一脸叔本华式的阴沉。Zach，Zach！”

年轻人们都嬉笑着，连司机都忍不住转过头来瞄一眼我的表情。

我苦笑了一下，仍没有参与他们的对话。

“小李，”Vivi问，“咱们应该是快到了罢？”

“十来分钟儿。”司机小李说，“张总，我看咱们公司就你能降住陈总，我跟冯总也半年了，他们俩在车上因为项目的事儿总起争执。冯总气得背后骂陈总太死心眼儿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呵呵。我觉得能劝动陈总或者说他什么他能不还嘴都是奇迹了，冯总都不能让他不争两句。”

众人又一阵大笑。

我此前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我一直以为我在按照自己的设计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却全没有意识到形象这种东西其实更多的是出自别人的思考。

我只是心中不免隐隐的担心，其实Vivi虽然在一个非常自然的空间之中，但她会不会因为另一种屏蔽效应而看不到别人对她的真实印象，丧失必要的自省。

Joseph

尽管我们的行程安排很紧张，但是四厂的副厂长还是被老冯给调动起来参加了我们这个总公司咨询服务经理专程跑现场与客户直接就项目沟通的活动仪式。虽然，Vivi仍然极力的表现出她不是我的领导，但是她作为一个靓丽女士如此年轻就成功跃升至总公司管理层还是让她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关注。当然官方的话Vivi一直都控制的很得体，她好像深得Viona的真传，在听完别人的颂扬以后继续她的表态，就像她跟张大在酒桌上说的那些一样。

说起来老冯真是一个特别特别会处理事务的销售，他知道一厂的领导年纪大的居多，就没有把Vivi的到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推动，只是单纯的放在了技术讨论的层面。但是到了四厂他马上拉高姿态，形成一种国际化油田服务公司到四厂一线来调研的架势。甚至连他们四厂的新闻报道上出现的Vivi的名字都是Vivien Zhang，而不是中文名字，再配上她那笑妍如画的表情，倒是真的让场面瞬间有了非常不同的感觉。尤其是这次Vivien出现在四厂报道的同时并未出现在其它厂的同类新闻中，我们后来看到副厂长跟Vivi握手的照片的时候都能感到他年轻的心中升起的那种豪情。

（未完待续）

Joseph

中国自从上古就讲究位序。《周易》的爻就是讲究位的，比方说初九就只能潜龙毋用，九五就可以飞龙在天。在国企习惯了以后你也会对于这些思想背后的“位文化”跟管理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所了解。现在国企场面上，讲究位的对等，所以厂长不会出席这么小的一个私人公司的事情。这位副厂长破例屈尊，自然一下子就成了整个局面中最引人关注的明星，大有飞龙在天的派头儿。不过他在国企里一路亨通倒不是全凭运气，自然也知道有所节制，讲话的时候处处留着给厂长和局开发部、科技部领导的余地，就是对于研究院也是赞扬有加。

虽然说是高调出场，Vivi也表现得落落大方，但是这个官方场景中其实是没有其他主角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一个显眼的绿叶。Vivi显然是对于这样的官方性质的走秀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因为参加的经验老道，整个进程一直都表现得没有任何的失态。

跟Vivi比较而言我更习惯这种过程，也并不全然反对这样的气氛。毕竟来说商业活动也好、事业活动也好，只要是人类生活生产这样的集体性的事情，国企的做法一定要有头有尾，讲究的就是把步骤都作齐全，而且做到面儿上。

其实无论什么活动都必然跟我们的心理直接相关，能够给一个工作一个起点仪式和终点仪式是非常必要的。康拉德-洛仑兹就认为人类的很多仪式和典礼其实是源于语言与文明之前，是很多群居动物的共有心理本能在人类阶段的一种延续。在这个方面，很少有公司像那些国企那么在意仪式方面的投入。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国企是最遵守人类初级阶段管理模式的运行模式，也是最接近绝对群体文化的运行模式。而作为国企中的精英分子，那些领导不仅仅掌握着主持这些仪式的权柄，也是这些仪式的全力追逐者。

当我意识到这些仪式所带来的强大的团体凝聚力，尤其是推动力的时候，我不能不从心底佩服这些人的敏锐和直接。真的，其实整个会场再没有什么人比我旁边这个男人更理解他在仪式中可以期望什么，他一脸平静的坐在台山，按照组织好的几个要点宣讲着整个四厂在增储上产运动中的贡献和意义，他一再强调着尊敬的老政治家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且迅速的把从他一路过来的若干后来确定的几代领导人的主要观点都跟他的报告主题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如此密不可分，我听着的时候都感到他表现出的党性光辉。引进国外技术的目标就是要学习这些先进技术，把这些技术变成我们自己的技术。现在局开发部依托研究院设立的综合研究项目，XX公司派了员工在我们四厂第一线直接跟我们的技术专家同步完成工作，互相取长补短。他们公司能派技术总监陈墨老师、咨询服务经理Vivien老师亲临我们生产最前线为我们带来国际一流的技术和思路，这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的技术人员掌握技术本身，也同样会促进双方的技术人员真正学会尖端技术与油田实际相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真正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等等。

这种套辞以前在国企也经常会听到，但是很少这么用心的去听、去理解这种仪式性训话中需要我们借鉴的成分。

Joseph

会议开完，Vivi就跟我说，估计今晚我们得在这里凑合一晚上再回去了。我点点头，陪着Vivi一起跑去主动跟副厂长表态我们会进行细致调研，把问题争取解决在一线，绝对不拖延工期。
副厂长很高兴，紧紧的握住Vivi的手表示欢迎远道而来的专家如此大力支持，他说已经让地质大队为我们在内部招待所订好了房间，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能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才能真正帮助油田增储上产。

“是啊是啊，”我跟Vivi一路的点头致谢了多次他才松开了手。

Vivi过后冲我偷偷苦笑了一下，把手指放在下面给我看，都被副厂长给攥红了。

我忍不住皱了一下眉。

Vivi说倒也没有什么，就是手指有些疼罢了。


我小声说，“这些人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场面上很少这么失态的。”

Vivi说其实未必是有什么外心，她觉得这个副厂长应该是刚刚从生产单位调上来，也许习惯了这样的力度和时间持久，以后他肯定会改的。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很奇怪。

Vivi说，“我注意到他还带着婚戒——”

“婚介？”我一愣。

她把右手食指在左手无名指上绕着，“戒指啦，笨！”

“哦，我还以为你说——”

“你是怎么想的，媒婆也能带着到处走？”她小声取笑着我，“不过中国不流行带婚戒，能主动带婚戒的男人给人印象就会好一点。”

我没有吭气，不过也知道她不是在说我。

Vivi说，“不过，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像韩国人吗？”

“我都不知道韩国人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说。

“韩国人脸会长啊，”她在自己的脸两侧好像要切掉一部分似的比划着。

“哦，那他倒是很像。”我承认。

“而且他眼睛很漂亮。”Vivi说。

“哧——”我赶紧按住了嘴。

她没有理我，一扬下巴加快了脚步。

Joseph

国企是一个最像中国社会的地方：你可以说它有最严谨的制度，也可以说它有最松散的管理；你可以说它有最严格的阶层，也可以说它对于最低层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最好；你可以说它是最有组织的群体，也可以说它内斗激烈到如同一盘散沙。这样的矛盾性表述我们几乎可以无限的增加下去。

西方有句谚语：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在中国，我们大可以说，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进国企，如果你恨一个人让他进国企。

西方有句谚语：婚姻好像围城，城外的人想攻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在中国，我们大可以说，国企好像围城，国企外的人想弄进去，国企里的人想辞出来。

国企，就是我们作为鱼的水，我们作为树的土，我们作为人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作为石油人，作为一个经历了五年完整国企训练的人，我感谢国企教会我的一切，但是也憎恨国企随意挥霍我的青春、热血和才华。但是我无论是爱它还是恨它我都不能离开它。

四厂我是来过几趟的，但是却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过过夜。当夜幕逐渐笼罩了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油田都表现出了一种不掩饰的骄奢——这种感觉一直到我去迪拜的时候才被修订——到处都是建筑物外形等，大街也用各种彩灯装饰着。唯一的十字路口立着巨型的广告牌，上面却写着“学习五面红旗，建设百年油田”。
一个几乎没有商业气息却满是石油人的骄傲的乡村型城区。

我悄悄的伫立在街头，一抬眼，头顶一片苍茫。我知道还是因为我的视力的问题，于是索性摘掉了眼镜，只是向着那并不知该去投射我目光的远方随意张望着。

天真的很冷，街上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远处的家属区一点一点的黄的白的灯光弥漫着，在提醒着我某一个油田现在也有一个窗口亮着灯光，媳妇儿就坐在灯下看着各种电视综艺界面等待着上床的时间。

我不喜欢在油田出差的一个很关键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高度相似的建筑风格和城市格局都会时刻提醒着我那个随时要爆的炸弹还在咔哒咔哒的严格的读着秒，而我却看不清屏幕上的数字。

有时候想一想会突然觉得说不定我这么哲学式的把国企归因为一种让我不舒服的制度其中也有着媳妇偷人的阴影儿。

说到偷人，今天中午他们说起四厂现在发生着一些活剧，有些人为了孩子的教育把家安置在了大庆城区，甚至夫妻一方就调回到城区单位去工作，然后随着夫妻两地分居的格局越来越多，在四厂的作业区临时型家庭逐渐也变成了一种新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即，夫妻回大庆的时候是夫妻，夫妻分开的时候会在厂区跟“生产区配偶”平静的生活下去。用一个文艺的说法：现在情人制度正在这样的土地上迅速的固化下来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

小年轻很多都十分咂舌的评论着，我却没有办法表态。

这并非一个油田的特例，在我经历的这种生活区与生产作业区分离的油田都普遍的存在着更稳定的情人制度体系。一般当地知识分子员工也会质疑这种稳定如同家庭一般的情人关系的道德问题，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让这种现实有所缓解。

哦，他们其实不知道，很多事情靠道德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就好比我，我一直以一种占便宜的心态跟媳妇儿生活着，她即便是在外面有情人我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受——直到这便宜没有占到我才觉得生命就因此被我挥霍掉了。在这一点上来说，维持我现在的家庭未必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而我即便是不招倡－技也并不表明我对媳妇儿就不存轻蔑、仇视、恶心、嫉妒等等各种复杂情感的各种奇怪比例的混合感受。即便我进入她，我也未必觉得她比倡－技干净。但是反过来说，我进入她的时候自己的灵魂也未必就真的干净着。两个恶心的人组建的一个风雨飘摇的婚姻小巢在疾风中摇曳，谁能说清楚其中的自己就是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呢？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与媳妇的关系就像我与国企的关系一样微妙，微妙得不可言传。

我再一次望向天空，留下了不知道是该评价为道德还是评价为不道德的眼泪。

Joseph

对于Vivi此行的效果，老冯跟我的基本评价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就老冯的角度来说，Vivi首先是作为公司派来的“钦差”来监察我们项目的进展的，虽然说Vivi在一线还是积极的与老冯合作进行了一下项目的宣传和推广的努力，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她没有给项目运行带来很多机会，还严重耽搁了项目运行的进度。而且作为总公司派来的人这一个礼拜竟然一个真正的技术难题都没有解决，老冯觉得她作为一个技术负责人是没有完成她的基本职务需求的。但是老冯也很明确的认为这与公司把她的角色定位在技术管理是问题的根本。其实他觉得公司不应该在这么少人的阶段就设置什么技术管理岗位，只有Viona一个人来管技术就很好了。以前他们公司没有什么技术管理，也一直运行得很流畅。

排除掉私人情感因素，我还是认为Vivi在她的角色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她的有些做法已经体现出非常好的管理者的思考和操作方式。比如示范性完成了推动一线项目的跟甲方交流的规则，增进项目中技术同事之间的平等交流等等。我不否认她这一次几乎让项目反而被直接牵连而进程完全停滞，也不否认她所做的项目运行甘特图过于细节化、刻板化和理想化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她还是给团队带来很多启迪，刺激了我们在调动技术人员积极性的很多思考。

老冯不反对我的总结版本作为大庆项目来对内（分公司自己）和对外（总公司北京）来表态，但是他很难认同我的结论。他严肃的提醒我，一个队伍如果不能齐心协力是要出大麻烦的。而Vivi现在让公司里的年轻人思潮涌动，增加了管理的难度的同时也就增加了项目运行的风险。

我承认Vivi确实因为思考点不同而带来的思想混乱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我认为——仅仅从一个技术人员的视角来看——只有刺激了每一个技术人员有权力独立思考才能让项目激发出他们更多的投入感和成就感。“老冯，这也是一个授权的问题。”我有些激动，“我们不能一边批评总公司对我们的授权不够，然后另一方面始终不给我们自己团队的同事合适的授权。”

老冯对此嗤之以鼻，他不认为技术需要什么授权，他不愿意再继续跟我讨论这个话题，“总之我们分公司以你的评价对全公司宣布我们的意见，这次你来发邮件！”

“本来就是我发！”我并不怕老冯的强势，“Vivien是技术管理，她来项目工作当然应该由我负责表达项目的观点。”

老冯瞪了我一眼，但是他也知道再把这个问题继续跟我争论不会再有任何有利于我们合作的发展，“先写邮件，然后你想想怎么赶进度罢，什么都没有这个事儿重要！——什么积极评价消极评价最后还不是你们技术得赶进度，难道是我要赶进度吗？！”

老冯提醒的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因为我们的技术现在基本上从一起床就开始工作，除去三餐和与甲方沟通要一直工作到大约晚上九点半，像我自己已经经常会工作到10点或者11点。现在不仅仅是Vivi的影响，我们原来第一个检查点的返工带来的进度拖延才是大家越来越加班常态化的根本原因。但是不管基于什么因素导致的加班都无法否认我们需要更多的加班才能抢回一些时间。

我咬咬牙，“咱们必须抢周末了，只能给大家四个小时的机动休息时间，其它时间也要算工时。”

老冯白了我一眼，“我放权，你最后给我把进度赶出来。”

“我不可能按照Vivien设定的那个进度表完成工作，我们项目的启动时间就已经滞后了一个月，这其实也是我们第一个检查点质量问题的主要诱因，我们不能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抢跑，而是应该像上次我们讨论过的想法来带动甲方更信任我们。”

“死线——呆懒（Deadline）是小年儿前一周，必须过第二检查点。”老冯翻着日历。

“我们这个事儿一完我想第二检查点的压力就会很大程度降低。”我说，“整顿技术团队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事情我最需要的是在提高团队协作上再想一想办法。”

“好罢，那就休息罢。”老冯看看手表，“写完邮件先发给我看看。”

“那是当然。”我答应了转身离开他办公室。

Joseph

大庆统一技术观点的会议最后还是举行了，我们整个项目在最后整理材料的阶段我把所有的技术都折腾了好几个晚上，我们甚至发动大家来尽量的给每个现在甲方存在的问题都找到三个可能还算是靠谱儿的解决方案，然后专门让大家找这些方案的风险。大家都在极度疲劳和极度亢奋的状态下一直没有结论，我们整理出的会议纪要算厚度可能超过100页纸。

老冯跟我说，“你们这是扯淡！这么大的事儿，开发部肯定都给好几方面开了很多预备会，上会就是定调儿的，你们几个就能把人家油田这么大的事儿给讨论完了，你们当你们真是什么吗？”

我不否认老冯的现实，他说的一点儿也没错。但是作为一个参会方，尤其是一个乙方技术支援单位的姿态，我们能够做什么？如果我们去只是带一个倾听的耳朵，人家油田大可以不让我们参加这么敏感的会议。人家有绝对的决策权，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建议权。

老冯跟我自从Vivi离开大庆都对对方有了些火气，而且我们也基本不掩盖这种火气，“你怎么想就怎么做罢，别说我颇你们凉水，差不多意思到了就成了。再多，都是你们自己瞎折腾。”

“技术就是这么折腾才能提高。”我说完转身去跟Naomi商量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的表达问题，我甚至忘记了提醒老冯我们这一次准备了四个可选的方案和若干分支选项。

老冯也许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些技术细节，他虽然跟我最近很较劲儿，但是对于我们参与这个会还是特别特别投入的作着他的铺垫工作，我也经常需要在他安排下提前跟各厂的科技主管副厂长或者技术专家等不同层次的人展开我们的技术思路讲解。

一切当然像老冯估计的那样是一个非常流畅的甲方式工作会，一整套的方案由各厂和研究院汇报上来的时候都被老冯已经安插了我们的成果对这个事情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时不时记录着他们的技术观点，很欣慰的是我们的年轻技术人员把握了其中绝大多数的思考脉络。

研究院陈述之前我们发言，我们的总时长因为前面几个厂的讨论越来越多而被从45分钟压缩至20分钟。179张片子，20分钟。

我马上调整了原来的汇报结构，跳过了我们工作量铺陈的部分，只是让领导在一些片子上能够有几秒钟的印象，然后迅速的把这些观点汇总至几个方式表达，然后提出了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并且快速的指出各方案的问题所在。

研究院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把我们的晚饭一再拖后，后来领导也忍不住让他们加快再加快节奏了。

等到最后开发部总结的时候我们的准备工作和汇报“捞干的”的做法都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虽然我们不是油田单位，但是提供了这么多的技术方案的同时还能想到这些方案的矛盾点和关键需要注意的点确实非常不容易，开发部领导用一种很高的姿态认同研究院的方案的同时也强调了外企技术工作的踏实性，“人家的东西就可以做的这么清楚，有论点有论据有条理，我们的技术讨论就太多过程铺垫，要在工作会上有重点。”

这么高的评价当然也就再一次把我灌倒在酒桌上。Naomi后来跟我说，我在回去的路上给Vivi打了六次电话给她报告喜讯，后来Vivi根本就不接我电话了。但是，这的确是我们团队在我一力坚持要冲的方向上难得的突破，很少人能理解我当时的那种释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