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随感，不断更新] 听故事的人

Joseph

昨晚跟合作方吃饭，翻译说这两个从阿克纠宾（Aktobe，Aktyubin，Aktyubinsk）来的专家高度评价中国地球物理解释的质量，认为她们所经手的地震解释成果以中国人做的最为出色。

看着她们的眼神，觉得她们的赞誉是那么入耳入心。

但是转念一想，她们在这个圈子里已经摸爬滚打了多久，接触过的中国人也许比我接触过的哈萨克人多了何止数倍，这种惠而不费的颂扬用在陌生人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这就像我每次见到哈萨克的朋友都会聊几个我特别喜欢的前同事，Andrey、Natasha、Nicolay。虽然他们也许只是俄国人或者乌克兰国人，而不是哈萨克国人，但是共有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会让他们理解到我对于他们那种文化培育出的优秀的数学和逻辑思考者的认可。

听着互相的这种溢美致辞，有时候你会脑子里扑腾着卡耐基（Dale Carnegie）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让你越来越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把对方的恭维用一种理性的欣赏全面接受下来，然后再添裹上自己的特有糖衣打回去。

大多数人都在这样的互相的拔高中用理智接受这并不现实的颂扬，不是说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而是他们进化出了更加合适的接受方式。

互相都清楚，互相都不说。真是极有趣的状态。

wxiu.yang

对对方文化的夸奖和欣赏最能够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了。

比如欧洲多数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是持有否定态度的，当然他们成长在这种舆论背景下，被洗脑也不是完全是他们的错。偶尔跟同事聊天涉及一点政治，我都尽量想让他们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鼓动他们有机会去中国看看。

有一次一个德国同事跟别人辩论起来说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在短短数十年让全球最多的人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质量，对比那些效仿民主政策的国家至今还落后贫穷人民生活无依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要反思自己对中国的观点公正与否，我顿时百感交集心里将他引为知己。

感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能说出对方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是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重要因素。

Joseph

就刚刚，QQ上闲聊天儿。

我看到有朋友在围脖里转“北京地铁涨价”的消息，就问妻子听说没。

妻子说她支持涨价，就算100元/分钟的票价她也要坚决支持，不让网上投票支持她就上街去支持。

为啥？

“反正反对和支持都根本没啥用。”

Joseph

公司新晋副总经理，阿勒曼－马拉扬诺维奇－古力扬诺夫先生，正式要求公司员工必须称呼他为“您”，如果招呼他则必须带上父名“阿勒曼－马拉扬诺维奇”，此举引发了一片议论。

在俄语世界，“您”跟“你”的差别很大，称名而不称父名的行为也确实不够尊重。

但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此前一直以“阿尔曼”五个拉丁字母签名的阿勒曼－马拉扬诺维奇－古力扬诺夫阁下似乎突然不淡定了。


在他还是“阿尔曼”的时候，曾经被亲戚推荐到采办部来任职采买员。


似乎对于油田的整个工作程序太不熟悉加上不怎么敬业而遭到同部门很多同事的质疑，于是被“下放”到油田生产前线做基础管理。


他在前线干了七年，凭借自己学习过钻井并且熟知钻井相关工作流程以及毕竟是哈萨克股东的亲戚的关系而升任前线管理各种施工工人的副总。


前苏跟社会主义中国似乎有着非常类似的文化血脉，大家都高声称赞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内心都坚定的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更高，同样被称为副总经理，“阿尔曼”调任来管理“勘探－开发”业务普遍在公司里被认定是“升迁”——这也是我说他“新晋副总经理”的原因。


本来都是很好的事儿。

但是他的自卑感开始暴露和反弹出来。有一些老员工因为此前跟他就比较熟悉的原因在早晚打招呼闲谈的时候会用“你”或者“阿勒曼”、“阿尔曼”这样的称呼，算是一种对于他在采办部的称呼的顺延。他好像一忍再忍，最后仍然归结为这是同事们对于他的讽刺了，甚至要在开生产会的时候正式提出来他作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别人在称呼他的时候的必须按照规矩使用“合法称谓”。

我此前其实遇到很多名字超长的俄国同事和哈萨克同事，他们为避免外国人称呼繁琐艰难不仅仅主动抹去父名还给外国人提供“昵称”，这种情况有些类似的是我和很多中国人在过多需要与外国人接触的时候主动引入一个英文名以便于他们记忆或者当作“昵称”使用。

我为此咨询了同样被我使用昵称呼唤的“斯拉瓦”。我们其实并不那么熟悉，而且他从职务来说现在是公司的“总地球物理师”，有类我们油田的“总工程师”，的确是我的上级。按照“阿勒曼－马拉扬诺维奇”的规则，在俄语世界里我应该称呼他为“维亚切斯拉夫－维克多维奇”的。不过他摆了摆手：“周字符，斯拉瓦就Okay，我就是斯拉瓦呀。”


斯拉瓦其实作为“总地球物理师”也谈不上多么称职，他仅仅熟悉地震处理和部分地震采集工作，而对于地震解释和石油地质相关工作也不求涉猎，但是他很高兴自己能够在公司里完成他的职务内工作，他甚至不介意我替代他安排很多同事具体工作或者对地震解释工作进行复核。


其实即便是我国历史上最讲君臣礼仪的清朝也不是每一次都严格走朝礼的，康雍乾留下很多批奏在遣词上并不严谨，一个是熟悉之后的亲近，一个也是管理者示好的姿态。


老实说，我不好评价俄语世界的文化习惯，这就像我们不好评价中文／儒家文化里的一些文化习惯一样。但是仅仅从公司或者团队管理的角度来说，我确实觉得“阿勒曼－马拉扬诺维奇”人为制造阶层和阶层人格差距的行为是不足取的，这不会帮助他真的树立起他在公司的权威，而仅仅是树立了更多敌人。


我跟妻子讨论到他最近的举动的时候会慨叹：“这孩子！”妻子大惊，“你怎么称呼自己的副总孩子？！”我说：“你不觉得他太孩子气了吗？他就算是更高级别的人，就算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还如何呢，他只要这样做，他就是一个孩子。”


当然，我不是说他在公司的日子会多艰难，而是他在自己的内心行走的这段时间几乎可以肯定都是火狱——愿他经历这些而获新生，愿他因此得成长，得经验，得平静。这种因自我预期而自我制造的心理艰难，谁都会经历，长短需要看自己的悟性，有些人其实是真真切切走一辈子而不悟的。

Joseph

昨晚闯进来的那只鸽子今天总算飞走了。

其实昨晚他进来的时候我听到了，还吓了一大跳，大半夜的，阳台一阵子响。知道是鸟，但是没有去看看是喜鹊、乌鸦还是鸽子。他自己也很慌张，撞了几次玻璃。

我觉得晚上阳台虽然不暖和也还比外面总少些风寒，他歇了之后我才起床给自己倒点儿水喝，看看钟，是两点半，很奇怪他为什么会在这么晚不回家去睡觉。

他好像很快睡了，我却一直醒着，一直到他再次醒来，天都亮了。

我尝试抓住他，送他出去。他很怕，远远看到我的影子就噗啦噗啦的飞起来，那么小的阳台，他这边撞那边又撞。我把能打开的窗子都打开，但是他却只是怕我，躲在角落里乱跳乱飞着。

算了，也许我上班去他就找到出去的门路了。

比平时早了二十多分钟我就离开了公寓，在马路上傻傻的等着班车。

天很冷。毛线帽都被风刺透了，感觉头皮痒痒的。扣着大耳机，音乐隆隆，可是依然还是感到风从各个方向钻进来，一会儿就感到衣服有些穿少了。

但愿他是有家可以回的，这么冷的天，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肯定很难。我甚至有些后悔开了那么多窗给他了。

晚上回来，他果然找到出路了，也不知道找到他的家人没有。这么冷的天儿，我想了想，给他留了一扇窗。他这么傻，谁知道哪天忘记了，又撞上来。呵呵，幸好我是不收他房费的。

Joseph

不记得是在哪个人的微博上看到的了，评价说周围的人都是一BEI子的。有的人论“杯”，有的人论“辈”。

杯也者，就是擦身而过；辈也者，就是擦来擦去了。

不过交情深浅这个事情也很难用时间长短来衡量，一辈子的怨偶恐怕还不如那些擦身而去的某个人那么萦怀。

纵说好多人都看重人生与人的陪伴，但是如果真的较起真儿来只怕现在陪着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并非“第一人选”。

西方拍电影经常喜欢拍灾难片儿。大灾难面前人都回归到本原去，并不讨论未来人类的发展道路是对是错，反而都述诸亲情。如果真的说没有多久可活，你会最想告诉谁你愿意跟他做最后的厮守，真的一定就是枕边人吗？我想这个事情还真有得捉摸了。

至少，让我们看到的电影/剧集就有很多“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案例，绝大部分的爱情片都可以直接归入此类。好像一世只是个累赘，反倒一时才是永恒了。


不过如果去看《高僧传》之类，有时候真的觉得一时之功要抵得上数世的修炼，人若不能破一些常理断乎不能让思考精进。如果仔细想想，人生这个大道理也不是靠时间来分分秒秒积累出来的，那么总有那么关键的几秒钟决定了后来很多事情。一世的成败也许全在一时的抉择。


今时我辈要仔细评估职业发展的得失，从里边找到一个好一点的归宿，如果放在一个大的视角来看也可以算作“一时”定“一世”的范本。


不过，真的我们总是在关键点才扭转乾坤一般改变了我们，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事业真的就维系于那几秒钟的思索上了吗？


中美在韩国领土上要打一场大战，跃跃欲试想参加的国家几乎可以跟WWII等同。在中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被拖入了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是革命领袖的大智慧让我们的命运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但是，这至少只能当作传奇，而不能当作历史去对待。不管怎样这是一场影响了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在明确敌对双方之间的第一场较量。这较量长达数年，参与的双方一边下死手在打，一边又都小心控制着战争的规模和节奏。这战争能拖延能消耗，无论双方怎样后来去评估，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时一点的决定。


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震惊中外，现在在台的官派“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出于青年人的莽撞，而在大陆的官派“历史学家”则强调他的爱国情怀。但是要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长达十年，能形成一个合作抗日局面也不是单单张学良将军基于莽撞或者爱国情怀就能实现的，更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让敌对双方的合作维持八年。


传统评书要说，时也，势也。虽然是一个偶发事件刺激了大事件——萨拉热窝刺杀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但是即便没有这个偶发事件还是会有其它事件让大事件事发的——奥匈帝国的崩盘已经是呼之欲出，它与各邻国的矛盾和各种利益协约也终将整个欧洲拖入它的纠纷中。


换在我们个人身上。如果连“杯”缘都没有，肯定是没有机会过一“辈”子。但是如果因此认定“杯”就决定了“辈”就有点失之简单了。毕竟人生会遭遇很多“杯”，而能够拿出来的“辈”就只有一个。人在每一“杯”前的准备都可能是“杯”会不会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人在每一“杯”后的权衡都可能是“杯”的效力会不会延续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不是吗？


仔细想想，杯前杯后固然没有杯中重要，但是也仍然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决择，断断不能因为不重要而轻视而放纵了它。辈很长，杯很短。那是因为杯跟杯之间的空隙很大，如果你放任了这些空隙不去填充，人生当然也就只剩下几个杯子可当作借口了。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年少轻狂之际会觉得这诗写的太过直白而了无诗意，随着年纪渐渐老迈才觉得恐怕意思还不足够浅白。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把这诗放在这儿说？为什么说它不足够浅白？是因为它谈的“成就”和“选择”之间的关系用了太笼统的比喻，而且它让你抓住那些随时可能消失的“一时”的时候没有告诉清楚如果你不断错过“一时”其实就是在错过“一世”！

wxiu.yang

当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决定于我们在某一个或者几个时候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人生往往就是选择！！

Joseph

套周树人耍酷的说法：“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

现下看起来，只听不说倒是好的。

Joseph

昨晚中国员工一起吃了一顿晚饭，算是给我送行。

我离开ESSCA的时候官方（老板直接利益方）拒绝表态，是Zhou和Rainbow、Michelle、Creasy（他当时已经确认离开了公司）等私交很好的同事一起在公司附近的餐馆吃了一顿“散伙饭”。并非很多感慨，但是确实对于现状有些许的愤怒。Zhou后来在Rainbow离开公司的时候接我的电话里说过：都是自己辞的职，却好像都是公司欠了他的。那个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有些合作很好的朋友会从此变成陌路，心里的哀伤甚至都在吃饭的时候就表现了出来。

离开SLB，不仅仅我非常吃惊，同事们也非常吃惊。当时的SIS人人自危，接触老汪和我这样被开的人更有些敏感，但是出于情谊大家还是悄悄的冒着得罪当政老板的风险凑到了海油那个破烂不堪的宾馆里吃了一顿。因为是被裁，限令当日下午下班前离开，所以这一餐老汪跟我算是后来又跑回去补的。大家吃的相对比较不开心，唏嘘中也是很多的无奈。不过去送我们的同事后来都成了知交，有些信息往来和能够帮忙的地方总会想到他们。

Paradigm和Jason的老板则表现出了一种我至今仍然感激的豁达，他们组织了官方的欢送会。尤其是在Jason，当时正赶上Fugro集团公司的50年庆祝，老板领着大家去一个我现在也说不上名字的地方吃烧烤。带着Fugro中国所有不同部门的人一起，很类似西方自助性的那种松散的氛围里，Jason给了我一个电子阅读器作为纪念，据说是因为觉得我一直酷爱阅读。我记得自己还动情的发表即席演讲，说出自己对于Jason的情感来源和对这个团体的信任与祝福。

昨晚，算是半官方的送行宴，公司里的中国员工都参加而且都逐渐被带动到气氛里，但是这是相对比较中国式的。祝酒辞的要点如果放在一起也就是“一路走好”。我把气氛引向更加轻松和互动的闲扯上去，说我有很多关于外遇或者泡妞的总结，一个同事一个要点说过来，欢笑连连。最后我收尾的时候说以上的总结都是扯淡，大笑着把事情了结。要说散伙饭，昨晚在我吃到的散伙饭中是最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什么哀伤感。也许，这就是人在走向成熟和走向世故的意思：你越觉得心里有很多情绪，你越可以表现的完全没有了情绪。

Proshat‘ ，朋友们，我想你们中有些人我肯定是会此生再也无缘相见；我不说，只是因为我对于离别已经感到了深深的厌倦。

华山论剑

牛，佩服！把这些好的私企外企都跳了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