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给我职业规划的一些重要启示

Joseph

由检一直似乎都对于自己的那个亲密的哥哥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肯定觉得这个兄长对自己很好，甚至还常常额外优容让自己能够出入皇家书库去查阅一些不容易找到的书籍；而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容易就看到了这位万事只从情感出发的皇帝没有皇帝的权柄在手，也没有赢得后世尊敬的可能性，即便他死后肯定会入庙，但那也只能是被史家们更加嘲讽。皇家身份和这一份家族产业对由检来说是他能够自如站在众位臣工面前的惟一基础，同时也给他更大的挑战与责任。
他对于这份家业的继承本没有什么野心，所以当一切突然降临的时候（由校从病重到亡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个把月时间）他也没有时间准备什么。但是他又似乎必须准备一些什么，他可能甚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消减由校的不作为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认识一个老板。他是从自己家族产业聘请的一个职业经理人手中接过总裁权力棒的。这位现任老板以前是那位职业经理人的更低级一些的副手，甚至算不上是副总裁，只是他的特殊身份让他能够时时额外有态度，但是对于家族产业交给那位职业经理人他最初肯定也是非常认同的，至少说他自己并未有这位职业经理人那样的经验和素养，可是这种感觉并不能真正持续。随着他更加介入到公司运行，他很容易就看到职业经理人在公司执行目标方面的短视，那个前任最关心的就是每年能不能够完成董事长交代给自己的业绩指标，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则几乎是尽量的无视，有时候在明知道决策从长远来看漏洞百出也会激进执行。新总裁在成长，他积累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在系统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希望能够更长久的规划出公司的运行表，而他的热忱带动了很多有梦想的同事与他一起咬牙冲刺。只是，等到他自己开始真正就任总裁以后他才感觉到更多的力不从心。很多的推进常年、长年都在做，但是收效却接近于零，他捧着这些长远规划如同一大块草鱼背，那感受跟曹操捧着自己的鸡肉也差不多。过度务虚的风格让他在完成业绩方面压力更大，而且他最初也无从平衡长效业绩和短效业绩的平衡。他决定要更加平实的做他的公司，他甚至提出了更加保守的理念：“一个公司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他开始按照观念壁垒来尽量少推进业务，因为他觉得很多业务应该是业务主导管理者多工作，而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些人实在跟不上的时候悄悄的推上一把；他仍然非常务虚，但是显然只是兴趣和名声导致的持续，他对这个一大块吃不到整肉却异常扎嘴的业务早已经精疲力竭，越来越务实的业绩需求也让他其实没有了那么好的耐心去继续坚持去做一些更积极的推动。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理解由检当初刚刚拿到政权的时候的那种希望自己建立整套系统的冲动，以及是不是更加了解由检无数次在大臣那里碰壁之后的焦躁和矛盾心情。我更不知道他会不会也跟由检一样思考过家族背景带来的优势和劣势这样的问题，没有家族产业，以他个人能力来说他头几步很难走顺；但是正因为这个家族的势力在公司里的特别影响，他的个人能力也因此而很容易被家族势力给消融。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检。

我们也一样会有自我的背负，也一样有自己的顺境和逆境交织的痛苦。我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算起来也就是两年这样，他是大学毕业就进了我当时服务的洲际油气，是他第一份工作。但是我几乎是从刚认识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对于专业缺乏热忱和严谨态度，他觉得一切都是为了钱，跨越过任何职业都是面对钱本身。很幸运他后来自己也认识到了他的目标并不在专业上，所以他开始努力学习其它知识并在最近选择了转行。但是，转行一样给他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的专业背景知识的细碎、凌乱和他新工作需要专业背景知识的宏观和数据依赖之间的矛盾还是会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痛苦中挣扎，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真的挺过这个入行疲劳期。（我一般认为这个时间需要五至七年，——大约是某些网络文章造就行业专家所需一万小时的两倍，——过了这个时间长度，在我看来才总算是入了行）很多人在熬自己的职业平台期的时候会比熬上升期更艰难，因为他没有预估到平台期有那么长，给出的心理包容空间不足是让很多年轻人过早对职业没有信念的一个重要诱因。

也举一个虚拟的例子罢。

曾经的热播剧《欢乐颂》中间有一个HR主管，叫樊胜美。从资历来说她应该是本科毕业之后一直在外企工作，也许至多换过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是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成了一个类似Team Lead这样的角色。这个角色之后她应该至少有三年的停滞期了，而且她还无法确定她在这个阶层会停留多久。其实，这是入职场的人最常见的一种情况，甚至还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情况，她毕竟是成长为了一个更高阶主管的备选，而在资源方面来说她还没有真正成长为一个主管。（以上这些资料都是看剧评看到的，我本人最近确实没有足够耐心阅读原文小说和看那么长的剧集）她就在这种职场平台期开始各种困苦挣扎，当然按说她更多的困苦来自她的原生家庭，但是她在职场给自己预期的进阶速度过高也导致了她在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一个平台期。

进入职业平台期，不仅仅是专业技能似乎进展开始缓慢，就是有了比较大的进展也很难转换成为直接的职场影响力，而这些情况通常来说都是非常容易导致人开始思想分化并让大多数人从此以后再难有专业技能提升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回看由检在职场折腾一圈以后的勤勉就会发现他也没有逃出这种困局，他后来越来越直接的去管理细务恰恰说明他迫切希望他的管理更直接产生效力，也就说明他此前希望靠信任大臣来推动改革的进程曾经是多么样的举步维艰，很多措施可能反而没有那么急迫而变成了令人胆寒的职场鸡肋。他不愿意后退，但是他的确也没有能力看到自己的进步空间，他无力做好一个系统，也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预期，所以就更容易让自己真的对自己开始绝望。

对职业目标产生绝望，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职业瓶颈中最大的危险，可能超过百分之八十人是过早的在这个瓶颈中没能挺过去。有些跟由检一样倔强的人也没有能力挺过这关，他们坚守自己的职业却再也没有了突破自我的激情，他们维持积极的姿态却没有了积极的心态，他们并非没有职业目标，而是以为极小目标的达成需要太大的努力而选择了因循。



职业平台期就像一个对数函数，你的自变量翻倍增加，但是因变量却只有极其细微的变化，而且你会预期更多倍数的投入换来的却是更少的增长。这个阶段每个人在任何专业领域都会遭遇，也都要熬过去，否则就会无法完成自我超越而转入到另一种更加危险的境地。

Joseph

2002年，Christopher Nolan选择用一部翻拍片开启他的好莱坞之旅，这部片子，Insomnia，也因此被很多Nolan Fans遗忘。





的确，这不是鲜明Nolan风格的作品，但是却仍然需要我们去读懂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在故事中用一个值得尊敬的警察的死亡来教会我们：不要放弃自己职业的底线和原则。如果放弃自己坚守的那些东西，也许你就会随之放弃更多，乃至你在一片迷雾中让自己也走丢了。



比起西方文化，我们更容易妥协，中国文化中会认为能够跌破底线的妥协才是“大局观”的体现，甚至给这种妥协一个可笑的褒奖“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且我们也通常更容易遭遇到要求我们妥协的人。


我们假定樊胜美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那么她那么容易就可以对于自己原生家庭的各种无赖要求而妥协，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她在职场上可以面对更强势的各级主管去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操守？


事实上，在中国没有谁可以逃开这张网，无赖总是用你的道德来威胁你。由检这样的帝国最高统帅也无法例外，他也时时都被这种要挟围绕着。在很多其实难于简单分辨是非正误的朝堂党争中，对立的双方总是欲借由检的手中权力来置对方于死地，他们对对方的指责都毫无疑问的要让由检觉得对方死不足惜、死全家不足惜、死全族不足惜，他们甚至会更加频繁的使用道德要挟来迫使由检选择站队。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很多网络沟通中看到，只是我们遭遇的互相敌视已经不会导致我们被夷灭几族了。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的族人都会因为我们赌咒不够热烈而陪着我们的愚蠢死去，那么我们各种道德的炫耀和攻击势必也会比现在更加无耻和疯狂。而这种情况，就是由检每天遇到的一种常态。如果你不很理解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会在多大程度上去伤害别人，可以去找找-文-化-大-革-命-的纪实材料看看：在死亡恐怖面前没有人的道德可以被称为高尚。由检越是让人摸不清楚他杀人的规律，这种情况就越严重；这种对攻越严重，由检就越是无法得到全面和平和的信息来辅助他做出判断。而当他一再为了臣子们的党争去用帝国利益买单的时候，他的强势不仅仅没有成为他控制局面的帮手，反而成了对整个系统最致命的伤害。与这种情况非常类似的就是，在足球赛的时候，如果主裁判为了纠偏自己的判罚而过于频繁的向比赛双方不断亮出他的黄牌，他对比赛节奏的控制就会严重削弱，最终让球赛充满了对攻和肮脏。


而且，在这种不断亮黄牌、亮红牌的过程中由检可能也真的轻易跨越了他人性的底线，他在给崇焕定罪的时候选择的量刑是磔刑，而男丁十五岁以上皆弃市，女入官妓。现代人很少有人知道磔刑和弃市会怎样了，简单来说，崇焕是活活被分了尸，而他家族和仆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则是斩首以后任由观众进行分尸。关于崇焕分尸的情况历史上还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因为皇帝诏书称崇焕为“卖国”，很多围观者争抢崇焕心肝皮肉而食之！估计其他人的尸身也不会如何妥善处理。那么十五岁以下的男丁就苟活了吗？答案是只是不允许分尸罢了。也许由检希望通过崇焕的例子让别人知道欺骗自己的代价，但是他得到的却是更多、更深沉、更阴翳的欺骗，有些欺骗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知晓机会的了。他不停为了小错而亮红牌，最后他都不知道该给谁亮牌，也不知道是谁在场上不停的进行“假摔演出”。因为到最后其实每个官员都存在他可以亮出红牌的过失，而他也不会有足够的勇气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他是一个勤奋而孤独的舞者，却注定了在这场比赛里成为配角和输家。他如果能在最初执政的时候没有那么“心狠手辣”，也许他的管理上显得不太强权，但是却可能对于获得宝贵的真实信息有所鼓励。他刺破自己人性底线的一瞬间，也把所有直接与他合作的官员的底线刺了更大的窟窿，让他们只能想着如何用谎言来换取皇帝的欢心而不是拼死也要说出实情。在他没有人性底线的瞬间，他的臣子们比他还要变本加厉的用各种更为卑鄙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和族人的生命了。祖大寿，本是一员悍将，只因主帅崇焕被妄杀而最终真的如由检猜测崇焕的那样走向了叛国投敌；之后大寿的外甥吴三桂也通过大寿的关系跟满清有了更多信息交流。可以说，由检一手导致了这种情况，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调整好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即便是有理由杀掉崇焕，这个杀的极致也让他失去了跟后续合作者谈判和交换的空间。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在合作中保持自己的职业操守和人格底线是我们最需要做出的姿态，有时候甚至在中国还是需要提前明确的姿态。孔丘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由检在合作之初没有给出明确的管理方针和开明姿态，对于合作者或者被管理者来说就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无信”，这种情况下再让合作者或者被管理者“衷心事主”就只能是在非常直白的寻求合作者或者被管理者的欺骗了。这个课程，我们也可以在周围一些管理者身上直接学习到经验或者教训，如果能对比或者类比着由检的行为来学习，则我们更容易知道我们是多么容易在手握权力的时候失去对权力的基本平衡，进而其实是丧失了权力的操控权本身。

Joseph

再回头数落数落由检的“原生家庭问题”。

给由检制造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是他那位震慑漠北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把这位老祖的谥号写全了“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估计现代人都会忍不住骂一句“扯毛线呢扯”！但是很不幸，除了由检自己以外就是那个朱允炆没有享受二十字的超长“谥”），他因为自己精力过剩兼恐怖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就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很多“万世不易”的章法。他能定出规则的很多原因是他可以身体力行的做很多具体的指导工作而把大臣们当杂役使用，这不仅仅是他本来就很喜欢工作，也是他致力于要构建一个稳固体系来让子孙们可以无限传承下去——当然这是彻底的扯淡，看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怎么一厢情愿也改变不了改朝换代——所以他在各件事情上的努力都是他的后人从未达到的强度。他的过强劳作使得他构建的系统的很多地方都有赖于他的超强表现才能更精准执行。就比如最为著名的，元璋直接取消了“政府总理”的职位而由自己兼任，这让各级政府都没有一个集中处理机构来管理，而必须统一交给皇帝来督办。类似的情况是他也取消了“国防部长”的全国军事管辖权，把军队分割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集团军都直接交由皇帝来负责指挥。其实元璋自己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国家管理的有点混乱，也让政务过于庞杂，再加上他经常当朝凌辱大臣或者轻易杀掉大臣增加了对大臣们的恐怖统治，只是这些问题没有在他这个时期获得机会爆发。

由检的勤勉也许不让先祖，但是他在军中、臣中的管理威望却远非行伍出身的元璋、朱棣辈可比。所以当他下令翦除某些势力的时候，即使他的行政命令其实跟先祖们一样错误，但他遇到的反弹都要比先祖们大数十倍之强，有时候他必须用非常严厉的方式才能阻止住文臣武将们对他的口诛笔伐。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位末代皇帝经常搅在刚愎自用和模凌两可两端来回摇摆的一个心理上的诱因。他并非不懦弱，而是他一旦表现出任何一点懦弱的时候都会被群臣抓住了蜂拥而至，所以他总是刚刚懦弱一下就反应过激的开始极度的与所有人对抗。

想象一下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难道不也是经常会在决心和盘算间经常往复吗？我们只是没有那么多记录可稽查，只是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杀戮可指摘。万幸！

是的，万幸我们不担负整个帝国的生存决策，万幸我们不担负整个家族的名声，万幸我们的人生不会被那些历史学家拿出来反复的解读！由检背负的这些却都来源于他那个显赫（的确是显赫一时）的原生家庭。

那么，有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可以从两个假设前提入手来提问：
a、由检如果生在了樊胜美那样的贫困家庭里会不会就避免了对于原生家庭的质疑？
b、樊胜美如果生在了由检那样的显赫家庭里会不会就避免了对于原生家庭的质疑？

如果我们可以仔细思考这其中的脉络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对于原生家庭带来的好处都当成理所应当，而对于它带来的压力和抵触则毫无悬念的提出质疑，甚至还会因为现在大环境的趋势而更加掷地有声的长篇大论，仿佛原生家庭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维度的影响。不是这样吗？扪心自问，不是这样吗？

其实，从更深层次来说，对于原生家庭的抨击里隐含着更加重要的思想是“个人的独立”，这是我们最需要赞扬的。中国传统上一直都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文化，所以很多法律都没有真的按照个人为单位来规定，而是按家庭为单位来规定，比如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平均划分”、“没有极大的社会影响的家族成员互杀”等等都深刻体现着这种蔑视个体的思想，个体似乎永远是家庭内或者家族内、村庄内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这是巴金在近九十年前就呼号反抗的思想体系，但是它仍然穿透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路杀到我们眼前。个人的思想独立却仍然只能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要再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时代到思想起源了，仅仅看看这九十年先烈们的热血冷却，何其可哀。

当然，这是一个群体文化向个体文化过渡的阶段，这中间的波折和争斗还会比巴金所写更惨烈些，希望我们这一代可以浑浑噩噩的躲开那些流血罢，但是这种革命的先声已经通过质疑原生家庭的方式不断释放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跟由检在思想上最大的区别也就是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反思自己的个体独立，多大程度上反思原生家庭的优势和劣势。思想禁锢良多，他要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比我们来得痛苦得多的多。

Joseph

八

最近，Uber的新掌门人Dara Khosrowshahi也遭遇了他的“原生家庭之痛”，他刚刚入职不足一个整月的公司在伦敦遭遇了运营停牌（TfL. Transport for London, says Uber will no longer have a license to operate in the British capital after the end of September），也算是前任们留给他的第一份已经爆裂的问题。这时间短促的比由检遭遇建州兵围京师还要早得多。而这种坏消息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于这家新兴的产业帝国却跟建州兵围一样可怕，至少它会让更多投资者选择观望等待。而资金流动则是所有公司的命脉，一旦任何一端形成资金滞留都可以说是公司的损失，更遑论这可能让整个公司的市值急剧下挫。

我们看到Dara对于这个异常的继承是马上从多个角度开始表达Uber作为一个并非以经营收益为核心的公司，他们会永远以方便社区和城市为第一宗旨，他愿意以Uber的身份跟TfL道歉，并强调他们的视角并非惟一的和绝对的。在一份同时发给Uber公司的公开电邮中他甚至非常强调在这个负面信息的好处和Uber员工应该坚守的东西到底是些什么。

我们看到Dara在危机公关方面的成熟——当然他比由检遭遇人生第一次危机的年纪确实是大了太多，而且他曾经长时间系统接受过管理的培训和训练，这种培训与训练也许由检真的没有机会在他的管理中获得过——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找“责任人”，而是马上做出了由检到十年以后才羞人答答的写出来的“罪己诏”，而且他的坦诚却远非任何一份“罪己诏”可以比拟。跟由检不同，他才接收这个商业帝国二十几天，可以说所有的后果都是此前的运行导致的，他希望反思的并非出于自身的考虑，也同时要求整个他管理的这个帝国的每个参与者要开始认真自省。他再次重申了帝国创立的目标和责任，也明确了每个参与者认真反省和坚守职业操守的价值。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很多他试图让他的团队明确目标和接受现实的努力，这一点却实实在在是我们无法在大明帝国的主政人那里看到的胸襟。

急于把犯错的人杀掉，其实也并未真的解决掉由检遇到的任何危机，——况且他发难之突然，常常都是还没有把信息落实的情况下——，甚至也没有真的找到错误的根源和快速处置方案，他惟一干的就是“把责任简单推诿给臣下”。试想，就算是崇焕行军有误，导致大片疆土失落敌手，那么难道作为启用崇焕的主政人，由检自己就不需要承担起吗的责任吗？

更根本的是：到底由检要不要——或者说是有没有能力，——查找问题根源？

或者更应该像Dara那样先简单而坚定的去复述前行目标的同时躬身自省，那才是一个统帅最该做的事情，不是吗？

很可惜，非常可惜，由检向我们不断展示出了他平庸的一面，跟我们这些不是统帅的人一样，甚至比我们还更为不足！

我们每个人看到一个过失导致了严重后果的时候都会在心里希望那个过失与自己的行为无关。这是第一反应。但是人可以冷静下来，总会冷静下来的，对罢？只是儿童会把这种主观意愿作为基础去进行二次辩解或者伪装（如由检那样）；而成人则应该是更直接的去接受现状和把损失降低到最低以后再去考虑问题追源（如Dara那样）。如果你在事件发生二十分钟之后仍然在一个情绪中，如果你仍然单纯只是觉得自己无辜被命运捉弄，那么你最需要的是看看周围的成年人是怎么处理类似的事情的，你迫切需要长大。前一阵子，有个《巨婴国》我看了几篇，至少来说我们看到了由检那种人的某些性格特征是有其心理痼疾由来的，只是那个时候由检和他的合作者们都没有这种觉悟，更不知道如何自我引导和自我修复。

我们常常需要看看由检，跟他在冥冥中聊几句，看懂他之后学着去超越他。否则，我们就不必在一个历史故事上徘徊。

wuhouweiwu

Joseph

想知道由检平常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取崇祯九年的事情来看看究竟。崇祯九年是由检执政的最中间段落，所以即没有马上落败的迹象也没有新朝的风气，正可为我等镜鉴。

为了便于描述发生于各地的军事情况位置，附上一张网络找来的明末辖域图，需特别说明的是该图作者对于云南、缅甸、越南、广西的情况过于乐观了。他划归明政权管辖的有些部分在当时还是属于有争议区，而且大多数云南土地在当时都是采用当地土司自治的方式运行。他们也经常在缅甸和大明之间来回的投降，当时大明兵力已经很难触及这么偏远的西南一隅，所以这一片土地的实际管辖情况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张献忠（西山八大王）、罗汝才（曹操）两部在这一年的正月从襄阳向安庆进攻。这个方向再往前一点就能进逼大明帝国的名义首都应天（今南京）。所以一时朝廷震动。献忠、汝才皆陕匪中彪悍者，自去年由检委卢象昇为（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总理以后就一直以这两部为首要之敌。而其中献忠所部曾于去年正月十五入凤阳捣毁朱家祖宗陵寝和元璋当和尚的皇觉寺，尤为由检等皇族所切齿痛恨，故象昇甫就任就召开军事长官联席会议商讨对策，但是似乎并未阻止两部行进。

另一股悍匪高迎祥（闯王）也以正月攻滁州，此地距应天不足百里之遥，而且陕匪中以迎祥所部战力最强、纪律严明。象昇不得不集结洪承畴、朱大典、张国维、王梦尹等形成合围以期与迎祥决战，然而被迎祥利用合围缝隙窜汉水、走襄阳、潜逼汉中。只是陕西孙传庭算好迎祥不敢强攻汉中，所以在汉中东部做好了包围圈。这年七月聚歼其部曲，生擒迎祥。报捷于由检。由检乃磔迎祥等（注意，只有这种叛逆谋反的才论律受这等酷刑）。这个时候，后来名满天下的李自成（闯将）还带着为数不多的部众游击于延安、庆阳之际，并非各剿匪主力军的首要目标。五月，自成南窜秦州，欲以袭西川。迎祥残部张天琳（过天星）窜归自成，自成始冒用闯王名号。九月，自成陷汉中西南之宁羌，十月入川进逼成都，彻底脱离了官军围剿的主战场。明以洪承畴、曹变蛟驰援四川，自成乃经广元窜归陕北。十二月，自成败绩于陇州。

是年十月，因迎祥兵败，陕匪狐疑不决，拓养坤（蝎子块）伏诛。

大明帝国外部的情况。四月，满洲犯东江（皮岛）下之，此岛于天启元年由毛文龙率部从满洲手中夺得，至是十六岁复归满洲统辖，大明再无掣肘满洲部曲之根据地。后世史家多有论崇焕杀文龙不智，以文龙可以以东江一岛而令满洲狼顾狐疑。文龙死后其部逸散但该岛直至七年后方被攻陷。大明自此以后再难有对辽东满洲的犄角之势，而且也的确是不复胜兵。六月，满洲破喜峰口长城再次进逼京师，明师拒敌败绩。满洲一路破昌平、顺义。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称这个民族为满洲，明年皇太极改称大清。不过，由检对不战诸将并未如崇焕一般凌迟、夷族。

同年二月，朝鲜与满洲始交易。明史谓朝鲜降清，其实不然，盖朝鲜此后沿用以中华存裔的心态生活了许久。但是朝鲜这一年开始重视满洲这个新兴国家是肯定的。这也从侧面看出大明式微。

财务情况我们的历史学家多半没有清晰的记录，因为这种民生事务在过去并非政务之核心，但是我们却需要尽量查对一下崇祯年间的大致情况。

户口记录距离由检当政最近的一次，是万历六年，10621436户，60692856口。这些人口在现在可能并不显眼，而在那个时代却是足可以震惊各大帝国的。虽然崇祯年间会因兵燹比这个数字应有减少，这么巨大的人口仍是国家强盛之基本。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载，万历末，合九边饷二百八十万，兵部以剿匪故增九边外一百六十五万，后来又加田赋什一，到了崇祯十年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剿饷累增至三百三十万。这两者合计就是六百万两，那么如果按照人丁来摊也得每人多出一钱多银子的额外税赋。而更可怕的是这些根本就不够兵丁日用。在崇祯末年，据当时的督师杨嗣昌计算，仅额外的“辽饷”就高达九百万，其它各项“餉银”则累至两千万之巨。也许一两银子在有钱人家里并不是钱，但是拿到当时的陕西这样的经常受灾的省份，其实摊派的额外税赋已经早就不堪其苦，再加上各地方的摊派和累年的欠缴，常常至平常农户无所存蓄。问题是当时的富户和官户都大量隐瞒户口以便于少交额外丁税，这样无疑就成倍成倍加重了贫苦人口的负担，激化更多人铤而走险。

而且，根据一批日本学者的考证，大明帝国的税收统计部门（户部）统计纳税田亩的时候有随意虚报的习惯，导致了田亩数字不断被夸大，这一数字在由检的爷爷执政的时代（万历）已经超过了实际纳税田亩数字的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种田的帝国子民在万历末就已经背负了帝国皇帝和朝堂重臣认为的征收标准的一点五倍的田赋。

当由检再在这些田赋上追加各种兵饷的直接派税（“边餉”、“辽饷”、“剿餉”等）的时候，其实他的帝国子民已经很难为他直接贡献，各种赋税的迟缴也越拖越严重。正史帝纪记载，到崇祯十五年，由检亲自下令蠲免崇祯十二年前的各项税收指标。这意味着皇帝本人也已经明确知道他的税收远远赶不上他的需求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时候可能有些农户还在为崇祯十二年或者崇祯十一年，甚至更早的欠税而耕种吗？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去做了盗匪，则摊派到他们身上的负担又会增加很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皇帝蠲免各项税收指标的政令是否真实下达到农户，当时农户们除去上缴国税以外还要额外上缴地税和参加各种地方劳工摊派（允许折银），会不会更多地方官员不肯轻易放手这些进项？

中国虽然历史记录很庞杂，但是对于治下民生却很少涉及，除非是反复出现各地盗匪横行的时候才比较感性的描述出来，同样没有细致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说明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载一直都侧重于故事和精神传承之类。正史中稍微严谨一点的“志”、“表”等项占比仍然是太少，而且其中表达也仍以精神传承为主要目标，反而未达到精炼直接。编年史中则普遍对这些内容完全留空，这种情况即便是到了现在在我们能看到的中学历史教程中仍在延续。

Joseph

在中国，先有《二十四史演义》、蔡东藩《明史演义》，后有《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借一个历史套路来渲染一个整套的“阴谋论”，好像历史都是帝王将相加霸气盗匪的天纵之才斗智斗勇的结果。
类比着来说就是，《三国演义》的故事超过半数都是作者编出来的。越是精彩的段落越是瞎掰，但是夹在历史套路里写出来让很多读者误以为当时的情形；更甚者就是将历史上其他人的事迹转移给他要描写的几位主人公，让人物似乎谋断似仙、刚毅如神。总而言之就是这样“演绎”而已。

但是这种书总是比“之乎者也”的各种“正史”、“编年史”、“笔记”、“实录”耐看些，读者容易有阅读乐趣，渐渐的那些更贴近历史原貌的东西也就因这种“演绎”而被民众所消解。


譬犹最近特别流行的那部《明朝那些事儿》。虽则作者自云是取材《明通鉴》，但是看叙事和套路却直接可以从《明史演义》上找到继承，而与严谨的编年体《明通鉴》对接不来；故事的写法则尽量借鉴了古龙（台湾武侠小说家）的风格，分段尽量多，语言尽量简洁而锋利。这种语句比较适合现在需要快读的人群，但是也带来一种更不切实的“明史演绎”。



《明朝那些事儿》尤其比较坏的地方是，他比较强制性给出“正确结论”，甚至是在论证前就给出来。当然，这是演义体的必然需要，只是这种漫画化历史人物的过程比此前的历史小说来得更加粗暴。很多读者喜欢这种文字，因为有人在帮他们思考、有人在代替他们思考，他们只要跟随着这个思考者就可以“逃票”一样就成为“明史研究者”。混乱的记载他们不愿意去分析，他们只是看一个故事并且当成最直接的消费。

我不是“明史研究者”，甚至都算不上“明史爱好者”。我读明朝的事情就是因为买了《明通鉴》，是上海古籍从光绪二十三年的复刻本缩印来的，读得异常累，因为字也小，也有很多俗用字。作者虽然自己也写了考异，我还是尽量去《明史》上根据帝纪和列传去简单比对一下。至于当朝的笔记或者清初的东西就都只是随手在网上去翻检，并没有购置来储备。然后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给我一个新的视野，他研究明史，尤其是晚明很有心得，但是他却将精力投放到一个很多历史学家并不关注的平常之年去展开，他从日常之中看到了很多大明帝国的常态，也引出了他的大历史观。这种气定神闲，是《明朝那些事儿》绝没有的。

《明朝那些事儿》总是给人一种指点江山之感，但是你如果能跳出来多读几本明朝历史的专著就会发现作者的指点江山的气度仅仅是依赖他对于后来的史事比当事人清楚罢了，而且他立意并不在讲史，而在取悦于读者，所以故意要写的纵横捭阖，让读者总是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激扬文字一番。但是如果把心从这些短促的文字里摘出来，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并不比原来读一些俏皮故事多了什么。一如张艺谋给我们的《英雄》，除去画面我们似乎甚少所得。

这本书，对由检的态度尤其是我所不取。因为他跟金庸写《袁崇焕评传》一样将由检和皇太极作为典型来对照。这的确是写小说的好方法，你基本上在同一个战事上看两边的主帅反应就能知道高下了。皇太极就被写得英武神明，而由检就只剩下局促犹疑。

我之所以不喜欢就在于，也许皇太极是把由检当对手在看待的，但是当时的由检却同时有多个需要处理的战事，他至少不会将皇太极看成是自己等量齐观的一个对头，他最多也就是把皇太极当成一个比自成、献忠要难缠的外族反叛来看待罢了。他更难受的地方在于他近身的各种朝臣和内侍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些东西虽然不是直接要了大明帝国的命，但是却耗费了这位皇帝最多的心血。跟由检比起来，皇太极也有内务要处理，但是他的内务却相对来说要容易，他只要战场获胜就可以保证内务无忧。自成、献忠也是一样，他们当时还没有真正运行的政府，军事上的胜利足以抵挡一切。

这种优势，在由检那里却没有。他经历了这许年的挣扎已经非常清楚剿匪胜利什么都不当，因为匪众总是敌强我弱就散落或者逃窜，等到大军再去征讨其它各股势力的时候他们又死灰复燃。越是战争频仍的地方民众越不愿意去投入生产，一个是生产的结果容易被战火毁掉，再一个就是进入叛匪或者因短期召募做兵勇都可以免除自己的赋税。所以，对由检来说，更重的工作并不是要用优势兵力压制盗匪那么简单，而是不要让战火继续向更多地区蔓延，同时尽快恢复战区的生产。由检跟大臣们讨论过很多恢复生产的策略，但是却因为每一种策略都没有长期执行而未见显效，折叠起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由检勤勉而碌碌。

中国的剿匪，唐德刚有过很俏皮的总结，多半都是尾随而不迎击，最希望的就是欢送你离开我的防区。由检也看到陕匪之患本非心腹重创，但是各地督抚只是用力于驱逐却不愿耗费自己的战力去强攻对方，所以一度也下旨“驱匪入邻省以纵敌论”。这种情况，有一部电影叫《投名状》里也看到了某种影子。对此，由检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激励政策出台。后来督师日少，他的太监们都开始全面显示出军事管理的力度大时候，他的将领们就更没有多少主动性要投身战斗了。

由检不愿意更给督抚全权，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各藩镇没有壮大到晚唐或元末局面，但是也直接导致了他的中央政权猝死。自成直扑北京的时候其实大明帝国的战力绝对比自成部要强大得多。我不知道自成是否有军师给他演习过当年朱棣兵袭南京的策略，但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似度是很高的。如果由检不是那么单纯的想要集权，而找到了更多激励藩镇自肥的方法，虽然老百姓会惨一些。当然，如果他是一个皇太极那样的果决而且睿智的皇帝，他完全可以等到天下平定以后再设计策略来如何分步裁军和收回他的财政权。就算收不回权力，他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遭遇明灭，更不必殉国，最大的可能是他的某个皇子成了一个刘协那样的影子皇帝。

《明史-卷百九十七-流寇》卷前总评中说“庄烈（由检）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墙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败一方则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虽然是文言有些排比过当，但是意思总是说着了、说对了。

我们且用现在的普通话再略略叨咕叨咕：“由检当皇帝的时候大臣们的党争局面就已经很乱，而民间的税赋压力极大。政府法度没有章程，周围的外敌已经觊觎夺取政权。由检虽然是想要改革和落实政策，但是在用人、评价、治理、军事等方面都没有什么见解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又兼为人多疑而刚愎，只想用人而无感激，遇到挫折就马上转换方向。正赶上天下都是盗匪横行，所用的人不是平庸就是奸佞，在处理盗匪的政策上也不知道是要剿灭还是安抚，来回摇摆。战局失败就杀掉将军主管，城池失守就杀城市负责。这样子下去就让他的管理体系已经没有控制临敌之守将的能力。”

Joseph

跟其它竞争者（皇太极、自成、献忠等）来说，由检更关注的是整个帝国的平顺运行。

他知道他的帝国的经济正在崩溃，现行的经济政策完全与现在面对的政局不匹配，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更多。他的无力感来自两个方面：

一、那个创建这个朱姓帝国的老祖不允许后代修订自己的创制，由检希望向这样强有力的祖宗学习，他更无力对抗这种偶像的直接命令。

二、由检的下属确实普遍对他处于一种阳奉阴违的姿态，这种情况到崇祯九年已经成了“皇帝的新装”那样的困局，一切在双方眼中都是透明的，但是却没有哪一方有能力或者魄力去揭开这些没有必要的伪装来切实做事。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由检就任之初，没准儿他也会凭着自己的冲动向老祖或者这个官僚机构发起几次强力冲击。这种热情早就已经消散，甚至杀人也成大家都知道的定例。同样是在九年，有两位重量级的将领张凤翼、梁廷栋甚至都在开始抵挡满蒙联军的时候使用了慢性药物启动了自杀过程，也确实都在战事失利的过程中病逝。其实这两位军事将领的自杀是非常艰难和巧妙安排成这样的，他们是在明知不敌满洲铁骑的情况下力图用自己的死来换取整个家族的逃脱。《崇祯传》作者等人会因循明史说法痛批二人懦弱，“死有余辜”。但究其原因还是由检先启用了这二人，并且是因为满洲兵至昌平有可能会毁去皇陵（今十三陵，位于昌平西北）而被弹劾才主动请战，请战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必死无疑。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就知道其实很多年以后由检听说自成进抵京畿，勤王不及，那种种委屈、愤慨、无奈，其与张、梁二将何异？重要将领都开始用这样愚蠢的“掩耳盗铃”伎俩跟由检绕圈子了，他还在仅仅考虑他家的“陵寝震动”，可见当时大臣们心中对这个皇帝的复杂感觉。

由检的不擅交际也从这些地方越来越被我们看得个通透。

根据《崇祯传》转引，由检跟妻子们都很融洽，甚至颇有小情侣的情趣故事。但是《明史-卷百十四-后妃》中周后的记载中很明确的有一条：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暝，都城陷。帝（由检）泣语后曰：‘大事去矣！’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乃抚太子、二王恸哭，歉之出宫。帝令后自裁。后入。帝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

吴伟业《绥寇纪略》中的记载周后临终遗言略殊：“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

不管取哪一段，皇后都对皇帝不肯纳谏非常忿恨，怨念其实也很深，而且也更加明确看出由检实在是谁的话也不肯听的，这种执拗完全是失却了常人惯有的状态。

做人本是应该有些骨气、有些主见的，但实在是不必像由检这般硬脖颈、强伸头，即便是做个帝国无上之领袖，也须依靠众人之力始能做出业绩，光是硬挺一颗大好头颅总是无用，何况其实自己又对于各种专业全然没有基础。

唉！写到此处不能不想起我认识的一位曾任上市公司总裁的某总，每次听他在那里训话都会对照起由检彼时的各种尴尬和落魄。还好，这位老总也被他的董事长给拿下了，也算是件不幸中之万幸。

Joseph

现代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至少是写一些与历史相关题材的东西，总是缺乏一点耐心和平常心。

而要说起由检的管理中一再遇到的强大阻力，则不得不说我们的国民（包括受到良好教育的直至完全文盲）普遍缺乏契约精神。

如果说基督教文化，则《圣经》本就是神与人的约定，人担负起信仰的责任则神担负人的人生意义。如果更久远的去看，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等各种派别的哲学里都不是仅仅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是积极的构建起人认识世界的责任和分工的责任。

所以他们会在爱默生、梭罗时代开始回归自然，畅想人与自然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而在他们设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也是互相的责任与分工。

中国人的古代哲学跟希腊人比较起来则狭隘得多，更多关注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诸子百家我肯定没有都涉猎过，但是也曾有幸大致读过其中有名有流传的部分，《论语》、《孟子》、《周易》、《春秋》等等这一套的“四书五经”自不必说，《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荀子》、《墨子》、《孙子》、《管子》、《吕子》、《商君书》、《淮南子》、《黄帝内经》、《山海经》等等，甚至还有些现在人不常去了解的《慎子》、《文子》、《文中子》、《尸子》（中国简体字害人，这个尸跟屍是完全不同的）、《春秋繁露》、《贾子新说》、《扬子法言》、《世说新语》、《尹文子》、《抱朴子》、《竹书纪年》等也都粗略翻看过一些章节。没办法，我买过浙江古籍的《二十二子》和中华书局的《诸子集成》。

但是说起来，很是让我提不起气来。真的，如果你也花过几年时间阅读过这些中国上古典籍，你就会在越往后读的时候越能感受到中国文化脉略的集结点。比较而言《周易》、《庄子》、《山海经》、《内经》、《文中子》算是其中视角略微不同的，其它则一路下去都是在讲自己的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其他人。而这么多管理学专著，又分了各种流派，应该是让我们这个民族获益良多了罢？其实又不是这样，如果你看多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就会知道我们的古籍都是经过了后人反复整理和篡改的，他们一方面修复的同时也在偷偷往里夹带私货，——这就像林少华翻译村上春树一样，而且比这个行为更加堂而皇之，——尤其是我们的典籍普遍都经历了秦皇汉武两代文化毁弃期，很多典籍都在修复中被篡改过。即便是想要阅读我们以为的上古素材也都至少是西汉的转写本，而且更有直接就是汉朝及后人自己杜撰和捏造掺杂其中。我所熟悉的《庄子》至少就不能算是庄周本人的作品，而只能算是他思想影响流派的合集（真正阅读过《庄子》和《老子》的人才不会把他俩的思想混淆成一个道家，他们的思想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怎么可能是一个体系；更不会把他们与后世拜各种神仙的道教混为一谈），到魏晋时期的写注的人都知道其中“内篇”的大部分由来较为古老，“外篇”就有很多不是战国了，“杂篇”则干脆就不可能是战国的文字。而晚近挖掘出土的郭店楚简更加明确《老子》一书中很多部分都是后来才敲定文字的，在楚简下葬时代还没有定稿本。这种情况就跟基督教传承《圣经》一样，他们也经历过极其痛苦的遴选过程，而且到现在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而我们则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把典籍进行解析到战国用语还是汉代用语的程序，认识倒是稀里糊涂就统一了。

为什么要说中国典籍的流传？是要说我们的祖先就不怎么尊重我们的典籍，他们把很多汉代的思想强加给了我们后来称为“诸子”的一部分哲学家，而且还直接销毁了更多哲学家的著作，我们的“百家争鸣”最后就变成了非常有价值取向的“一家杂谈”。

由检在世的时代，政治和学术都比现在更加黑暗，不仅仅没有人指出这种荒谬，也没有人敢指出这种荒谬。

而比这更加荒谬的就是由检辛辛苦苦去“日理”的“万机”！如果说典籍还是文化和历史，那么“题本”、“奏本”（后人误会会以为都是“奏折”，其实“奏折”成为制度是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建立的）就都是实时的政局报告了，但是这些报告和皇帝批示本身几乎都没有表现由检当时面对的那个时局！

他们就像两个骗子一样在空转的织布机上挑着谁也看不到的金线绣着谁也看不到的花纹。

如果由检在死后能够学会上网，他一定会对他曾经呕心沥血的那一堆堆的各种题奏批几个大大的“呵呵”。

Joseph

由检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样的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较深的一些人所共有的，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真的在考虑问题本身。

举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楼下有个不知道是谁的陌生人在大声叫骂，影响到你的休息，你怎么办？

当然，前提自然是你关窗、放电影、放音乐等被动操作都已经无法掩盖这个声音。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对这种问题有兴趣的，我们只是会翻个身等着楼下的人骂累了自己熄火，或者等着哪位受不了的邻居出面对骂，或者等着哪位受不了的邻居出面叫了警察，或者等着哪位受不了的邻居出面向楼下砸一板儿砖，......反正都是“等”，很多可以尝试的方式都让它们留在原地，即便真的暴跳如雷也只有极个别的人真的展开实质行动。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先不着急自我解剖。来再做一个假设：楼下叫骂的这个人跟我们很熟悉。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不可避免的走向我们原定的熟人社会去运行，我们更容易面对熟人，也更愿意去面对熟人。我们对熟人总是比对陌生人投入更多情感投射。甚至我们愿意去面对素日的敌人也不要去面对素昧平生的路人，这就是我们。更深一点层面的：我们处理同一个问题会因为发生人而运用完全不同的原则、方案、技巧。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问题本身，我们更多是在考虑问题关联到的人。

面对一个灾难，如同那两次建州兵进逼京师这么严重的话，其实我们极有可能并不完全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花掉了更多的气力和时间来思考谁改为这个灾难负责更为合适。

《三国演义》中描述了一个小传奇：曹操攻袁术，乏粮。督粮官问怎么办。曹操让减半。更乏粮。再减半。然后曹操说，某要借你人头来安抚兵丁。这个故事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人是如何维护自己的面子来推卸责任并杀掉无辜的人。我们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觉得这个故事有存在的可能，因为面对危局我们自己可能也忍不住会这样设想只是未必真的会想到实施罢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想过解决缺粮后果的方案，反而第一时间是要考虑找到一个导致缺粮的人呢？

有没有人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我希望有。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用来渲染曹操奸诈的故事，甚至渲染的很低幼。因为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的话曹操肯定会尽快计划退兵自保，没有必要用一个骗局来杀掉督粮官。杀掉督粮官除了维护自己点儿面子以外别无用处，不能解决兵丁挨饿的情况，挨饿的事实仍然会实际上影响战力，最后也仍然是以撤兵来解决问题。这样因为粮食供给不足而杀掉督粮官会给今后选择督粮官增加很多不便，甚至可能因为这种荒唐重罚导致某个督粮官心中过于恐慌而临阵叛逃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继续追问的就是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第一反应如此低幼呢？

在面对一场灾难，尤其是我们预估出现直接偏差而导致的灾难面前，我们想什么？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的领袖在想什么？

是的，面子。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很多关于由检的记载推测出这件事如果真的发生在由检身上，那么由检倒是很可能像《演义》中描写的曹操一样“借头一用”，而且事实上由检干的远比这样还要严重得多，也低幼得多。

我们说回到“楼下叫骂”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回应，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回应之后会不会引来更多问题，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能在肉体上直接战胜对手，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对手，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叫来了警察之后等警察不来的时候他来闹得更欢，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警察处理了他以后他会回头找机会处理我们，......

对于熟人，我们显然比较“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明确我们的措施的效率和波及范围，也因此会有更清晰的工作余地，但是也仍然会因为这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决定是“劝”、是“打”、是“恫吓”、是“谄媚”、是“行贿”、甚至是“附和”......

那么，结果就是，越孔武有力的人我们可能纵容其不良的可能性就越大，越软弱无力的人我们可能侵害其善良的可能性也开始加大（即便是我们不直接侵害他也可能纵容其他人侵害）。对施暴方和被欺辱方都是陌生人的状态下，我们更多可能是选择了观望与沉默，纵容欺凌的情况也更直接。

也许在网络这样不会直接造成自身伤害的有些场景里，看上去围观的陌生人会选择不分析的谩骂表象上来看强大或者实施攻击的一方，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是想要主持公道。这个时候，更多他们只是希望选择到一个大多数人都可能选择的命题而已。而且其实网络上并不以身体强壮而产生直接影响力，可能语言和表演的力量更加直接一些，所以有些肉体上看起来更弱的人就是利用这种姿态而在网络上展开了更强势的语言攻击行为和煽动行为。更常见的就是直接的道德绑架：我就是骂你了，但是你要是回骂就是你人格低下的表现！赤裸裸的利用别人的道德感来自己保驾护航，也算是自秀底线的一种，但是还能在一场这样的对骂中因为给对手设置二难处境而占足了赢面：你因道德感而不回骂，那骂仗自然就是你输了（有些高级骂战在其中本身还嵌套了道德内容，增加故事的复杂性，呵呵）；你真的回骂，那你就是道德败坏，自然还是你输了（尤其是预设道德内容的对骂更是如此循环往复，还得呵呵）。但是，这不是高明，只是耍流氓。本质来说跟由检没有不同：不想解决问题，只想维护面子。换言之，只是一个低幼思考层面的小技巧，他们除了骂仗之外可能还没想清楚别的事情。

对了，说一句题外话。这两年“大专辩论赛”不那么热门儿了，在我读大学的时代特别红火。我参加过一些校际辩论赛的组稿和材料准备工作，但是后来因为越来越了解到这种比赛总是来回绕逻辑圈套而没有实质性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甚至也不能引发更深的思考，只是去博得个牙尖嘴利的“聪明”表演的虚像，——要知道：台上的人只是熟练的把后台工作人员组织的台词用比较强硬的语气及时表达出来罢了；台下组织台词的人也并不一定支持某个观点，而是作为一个笔杆子必须这样工作罢了。——而无从引领观众思索发生问题的源头和紧急状态下的处置步骤，甚至也无法让辩论在深入思考中真的可以搁置或者互相吸收对方观点。

由检的处理问题方式，非常非常像“大专辩论赛”：一开始是强词夺理，后来就是情绪引领，最后就完全是口齿运动而与辩论主题无关了。他用尽了对抗的思路要维护自己的正面和高大，然后就是恼羞成怒，最后已经不再怒了，因为已经找到不怒都可以让对方以为处于愤怒的姿态来直接表演了。更像“大专辩论赛”的地方就是，这些过程渐渐的已经与辩题无关，他不再关注于边事或者民生，他只是关注在与臣子的角力中是不是更直白的维护了自己的形象，尤其是他越来越熟悉他的臣下的同时也越来越熟悉自己实施恐怖的套路的时候。

迷失在自己维护面子的路途中的人。

很不幸，我在现实中看到过一些跟由检一摸一样的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并不快乐，他们努力想战胜别人的时候他们就更加贬低自己的那个实体存在，他们越是能够维护他们的高大形象他们就越是没有自信把真实的自我拿出来晾晾。每个层级我都遇到过，只是他们的痛苦却是一致的很深刻，而且很难被别人看到和理解。我每次看到他们，就会暗暗在心中为那个叫朱由检的人祈祷，希望他在这四百年来没有继续繁殖更多冤魂，没有拖更多灵魂陪着他去那无尽自我贬损的苦海里挣扎、去那看不见的织布机上描画不存在的美丽和闪光并坚持把它披在身上遮在脸上直到自己一丝不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