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给我职业规划的一些重要启示

Joseph

〇


朱由检可能在他人生里和他死后的很多时间内都没有被用他的本名称呼过。我选择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因为我希望从一个人类个体的角度来思考。

不喜欢这样谈论历史人物的人大可以把“朱由检”三字批量换成“庄烈帝”、“明思宗”、“明怀宗”、“明懿宗”、“崇祯”、“崇祯皇帝”等历史专用名号。

在我看起来，这些名号里最值得我们去使用的就是“朱由检”，这是没有“官称”的一个。

另一个直接原因，来自我一位行内前辈。我离开Fugro-Jason以后跟当时的中国区总裁依旧保持着很好的交流。他从那时开始更愿意用“成舜”而不是“Joseph”来称呼我，因为他说那个“成舜”才更是我本人。

是为序。

Joseph

一


（朱由检官像）

由检和由校其实在他们幼年的时候肯定受过很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精神折磨。

现在我们是看不到那些折磨的记载了，我们只是比较笼统的知道哥哥由校喜爱作设计，弟弟由检是一个急脾气。

由校喜爱设计喜爱到不要作皇帝的日常工作的程度，而由检的急脾气可以仅仅因为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就开始谋划杀掉一位他曾经很信任的重臣。

父亲常洛是一个很收敛的人。他虽然是祖父现存的最年长的儿子，但是一直都不受宠，因此直到他成年都没能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而即使在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之后也仍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其他人给替代掉。常洛并不执念于皇位，他似乎更像是一个安静思考的人。但是他的教育却未必能支持他有很深入的或者很准确的思考。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是他对自己的处境其实并没有真的想清楚，尤其是他登极之后。他所遭受的陷害让他在皇位上仅仅逗留了一个月，他甚至还没有把父亲遗留的政治问题看完就已经撒手人寰。

由校继位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比由检后来继承他的皇位的时候还小了一岁。

由校肯定是一个比由检还要聪明和顽皮的孩子，但是他也因此更不厌处理祖父遗留下来的各种人事问题。他可能更愿意自己创造一个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空间，所以他的更多才智都体现在他的精巧的建筑和木器设计方面。他对于物件的兴趣高于对于人事的兴趣，对于细节的兴趣高于对于战略的兴趣。

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推测由检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孩子，他只是比由校更有责任感，所以才勉力去做他讨厌的工作。我们在很多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位后来的皇帝在他的职位上关注琐碎细节的批文，却较少看到他能够更清晰去梳理他真正需要关注的东西。现在给我们留下的记载中无疑我们已经找不到由检的个人爱好的真实记录，因为他为了完成他的工作几乎放弃了所有我们作为人都会有的基本需求。这种记载有一部分可以理解为是他刻苦工作的表述，而同时也有一些可能是出于对这位末代皇帝的同情而作的掩饰。

但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在现代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可怕的、甚至可能隐藏着某种古怪心理创伤的病人。

历史的记载来看，由检肯定是一个存在心理障碍的人，至少他在安全感方面是严重缺乏的。他总是没有来由的怀疑或者信任跟他合作的每一个人，而且他信任人的标准也很难被人揣测出来。应该说，他这个心理特征是他推进他的帝国毁灭的一个直接原因。他初登大宝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沉默少年；但是他决意困守都城直至擐首自挂的时候已经是一位三十三岁的中年人，业已经历了十七年的帝国最高领袖的职业生涯。且看他临终之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却着实可见他这十七年的世界最大政治集团董事长作下来，仍然莽撞少年、仍然刚愎自用、仍然自说自话，竟没有正常人该有的长进。至少，他在与人合作方面，仍然如同一个孩子一样莽撞、懵懂、怨天尤人。

Joseph

二

处在一个必须与人合作的位置上去拒绝与人合作。

由检到底当时心理在想些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无从知道了。

祖父翊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他当上皇帝才十年就被大臣指责“怠政”，之后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尖锐，他也越来越不愿意去看他大臣们。哥哥由校真是像极了这位祖父，他开始统治帝国的时代也很少真正临朝，而且就算是听奏也多半心思都不在朝廷上。由校不喜欢朝廷，也不喜欢老百姓。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的快乐，所以他拼命搜刮老百姓来满足自己的快乐。这一点，也像极了翊钧。

由检会不会觉得这些男人都太没有责任感？我们也许永远也无从知道了。

我现在只能假设由检更加崇拜他的先祖，至少在朱元璋、朱棣这些先祖的时代，他们从来都勇于承担整个帝国的命运，而且毫不退缩的与强悍的北方鞑子直接对决。比起自己的祖父、父亲、兄长，这些勇士才应该是由检的楷模罢。由检一直希望的是在他任职期间能有一个伟大的中兴，这个中兴，自然不是他祖父、父亲、兄长这一段时间的样子，而是那些久远的祖先们制造的、并由大臣们极力渲染过的、写进了帝国官修记录的“伟大样子”。记载中，朱元璋是直接率领群臣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旗手，他是新世界中心的缔造者和引领者。他一手与外敌对抗，一手还要与同民族的反革命势力作决斗。他无惧于任何挑战和压力，他身体力行的直接管理整个帝国，并且直接把它传给自己预定的接班人手中。是的，要完成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再一次让后人景仰，这才是一个伟大帝王应该作的事业，也就是由检要作的事业。

这个事业的大前提，当然是攘外安内、四海生平。

由检找的第一个帮手，就是袁崇焕。崇焕被哥哥由校在传位之前就罢免了。现在来说，由检早已经按照自己的设计搞掉了魏忠贤，并且因为文官们的吵闹而严惩了很多他们认为的忠贤同党，给崇焕复职也有了充分的借口。他给崇焕先布置了一个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官名很长，直白点儿说有点儿类似中央巡查组派国防部特派员一类的临时检查人员。这当然不是由检的本意。所以，就有官员根据平常揣摩到的皇帝意旨去各种替崇焕说好话。替崇焕说好话的间接好处可能需要以后慢慢去说，但是当下就有的好处就是给足了由检这个帝国管理集团首席执行官借口和面子。这种默契后来逐步进化出温体仁这样的“近侍型大臣”，这种大臣其实跟忠贤这种“大臣型近侍”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只有死抠道德的历史学家才会去顺便抠两下他们之间的那点儿差异。

此前我们说了，这个时候，由检还只有十六岁，加上没有很好的帝国管理借镜，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不懂管理的冲动孩子。他听这么多大臣异口同声称赞崇焕的好，那只是感觉到是自己英武睿智纲常决断的写照。但是等到大臣们真的安排他召见这位海内享誉的大将军，他又马上就被他的气势而顿感可以依赖。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崇焕并不是一个我们相信的那种耿介之臣。恰恰相反，崇焕跟我们看到的晚明所有的文官、武将一样擅于做出谄媚姿态。我们也不必简单攻击崇焕的这种恶习，因为想要在这时的官场生存都需要演习好这种技巧，这不仅仅是升官发财，而是保命的基本功。面谒帝国领袖，尤其是还刚刚得到他的特许嘉奖，崇焕希图报效的心志肯定也是空前高涨的，而且他也非常清楚这个“儿郎皇帝”对于军事和财经完全是个白痴，他听到皇帝问起他多久可以“平辽”的时候，立即夸下海口：“五年，五年全辽可复！”

由检见到这位传奇将领之前刚刚用钝刀子处理了忠贤和他在宫中的一个协作者。他的钝刀其实也只是针对一个十六岁少年来说而已，操作上也没有很大风险：只要不激起整个魏系势力作鱼死网破就可以。他的姿态很好，一直优抚，甚至对于被夺权的忠贤也不放松优抚。这件事在他见崇焕的时候还没止息，甚至可以说只是小皇帝刚刚觉得松口气，但是群臣就开始谋划更大的清洗运动了。但是由检这个时候肯定心情正好，可能只是觉得百废待兴：只要抓出社稷蠹虫，那么何愁天下不治。而且由检这个时候心思虽然要平辽（攘外），但是其实也并未觉得这些建州鞑子能折腾出什么来，倒是陕西的匪患越来越多才是他真正想等外忧平息之后花力气去大大打击（安内）的。建州鞑子不好惹，但是好在人数不多，他们肯定也并不想要夺自己的天子之位。比起来，这些陕西的各股土匪却老老实实都是中国百姓，如果渐渐坐大而成气候，那倒是可能动摇江山根本。自己祖先原未斩绝漠北鞑子，只是经过一番征战让他们彻底怕了，不肯再与大明正面对敌。由检也想着靠崇焕武功震慑建州，让他们从此不敢南下即可。现在这位两次直接击败建州的大将军信誓旦旦拍胸脯说“五年可定”，这跟自己的预期虽然有些差异，但是总算不大。况且崇焕出师，没准儿可以一战而定北界。他对这位将军可谓是完全倚重，甚至给了过多的授权。

最麻烦的授权就是崇焕有了临机制裁的全权。正是这个当时看起来无所谓的授权导致了崇焕激怒之下杀了毛文龙，才进而无法收束毛部，最终引的爱新觉罗-皇太极进逼京师。让群臣崩溃的是由检转又多次翻脸而在稳定住祖大寿之后对崇焕实施了磔刑，这让大寿期望战胜皇太极而帮崇焕得缓刑的可能也落空了，更让群臣也因此更加不知道这位帝国领袖到底下一步会如何出牌。

当然，这个处置已经由检见崇焕之后的第三年春夏之交。只是，由检并未给崇焕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处理他的困境就突然收回了信任，而且马上就处以当时最严酷的极刑，这种震慑肯定也是其他将领在与之合作的时候不得不忌惮的东西了，这真是要命的，要死命的。

Joseph

三

不到两年半的时间。由检也刚刚从十六岁到十八岁，他就亲自逼着大臣们同意杀掉他选择的兵部尚书、辽东督师。其实朝野对于崇焕还是寄予更多同情的，但是皇帝本人却坚持要立即处死这个不可靠的人，甚至这个人都没有被仔细查查到底有多么不可靠。不仅仅本人，崇焕的家族里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统统杀掉，其余分配给功臣家里为奴、为婢、为娼、为妓。

十八岁的由检可以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倒不值得我们倒吸一口凉气，但是他这么反复无常的对待手下最直接的合作者却肯定是让他的边关将领们随时在心里打着鼓。

崇焕奏对的时候胡乱夸口、激怒的时候先斩后奏，那本是他本职有亏。他应该担负的责任，推却不得，坐牢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惩罚。

但是一者是的确罪不致死，更不致全家都跟着去死；再者是处置他的时间过于草率，甚至好像在配合敌军一样。

胡虏薄城正是将士用命之际，由检却不顾众臣的意见替敌方斩将搴旗，等同于直接让本是崇焕的一大错转变为自己的更大一错。如此叠叠相错，直错掉了整个华夏。古之蔺相如，为避免将相不和而宁作缩头乌龟，非胆气为弱，直因两强争斗而互削则赵国力弱也。今日思之，反觉廉颇肯负荆也只是小勇清丽，远不及相如偷偷摸摸之大勇灼日。千年以降，格局颠倒。先有辽东帅将之纷，帅乃径杀其将；后有大明君臣之扰，君乃径屠其帅！不论相如之高，即以廉颇这样的莽人论之，见识上、胸襟上也视此君臣如草芥了罢。孰料此一对君臣却是我中华帝国之最后砥柱，真是让我等后辈都要陪着他们的愚蠢汗颜而泣下，泣下而汗颜！由检也好、崇焕也好，其实也都是这个民族中比较极端的典型，大多数的国民在当时来说更不如他们！只是大明最高指挥官们的境界都只有孩子一般靠赌气而决策，我们的众位祖宗也只是蝇营狗苟的追随他们殉葬而已。

其实，这也不是历史故事。即便是现今，我听说和亲见的某些石油公司在管理层波动之下“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案例也有不少呢。不论旧管理层多荒诞不经，这新管理层一就位就先以杀旧人为正当权益的做法其实与由检比起来可能还要等而下之许多许多。

越是到关键越看到底蕴、看到人性。心胸啊，这种东西也许是一个民族根性里带来的。越是舆论上容不得敌人存活的家伙，其实在被外族侵犯的时候越是奴颜卑膝；因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另一面就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由检、崇焕，都迈不过他们最基本的东西去。

Joseph

这两年，有俩电影提及了由检，叫作《绣春刀》。

由检在其中看起来要比他本人当时的年龄大，眼神也比较神勇而深沉，甚至还有一个杨幂那么老的相好。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也喜欢这个演员演绎的由检，很有风范很有性格。但是却很难把这个由检跟我心目中的由检真的关联起来。哥哥由校去游船上玩耍的时候，由检刚刚满十五岁，在电影中已经颇能掌控江湖势力和朝廷权臣，甚至还暗暗安排着各种机巧去争那个皇位。这恐怕只能是编剧的一段情节需要而不是回忆起他读到的那些由检了。

其实，由检开始处理忠贤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抱负要“大清洗”的。他更希望的是去除首恶不论其余，更侧重于将由校胡乱放给了忠贤的执行权和决策权收归自己而已。他虽然是登极后很快就开始动了忠贤，但当时也仅仅是让他去凤阳做一个礼仪太监，似乎也要保他个身份财富的。只要忠贤让出位置，他其实就已经把各臣子攥在手中，在他而言就已经有了必要的操作空间。那个大清洗很显然是群臣推波助澜搞起来的“群众运动”，而当时由检因为相对于整个官僚系统和内侍系统都比较孤立，还希望借助于一个群众运动来拉拢到一些可信的文官。他也是在屡屡对文官失望之后转而跟由校一样更贴近内侍。

魏党，在历史上更多被称为阉党，也更多被古今历史学家贬损得好像人渣一样一无是处的群体。人品可能确实没有可取，但是执政能力或者运作能力未必全因政治派别而否决。即便是借助于忠贤之力而就高位的文人，也并不会像单口相声《连升三级》那样是一个彻头彻脑的白给。更明确的说，由于由校完全倚重于忠贤的执行和决策，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的要对忠贤有所谦让和优容，即便是被忠贤构陷而罢职的崇焕都曾经给忠贤立过生祠。也许靠近忠贤的人在人格上会相对比疏远他的人更为低下，但在官场中运行能力方面却不能仅仅凭人格去担保其政治正确。几乎是所有官员都认为崇焕“不怕死、不爱钱”，但是却眼睁睁看着他借口“军令政令之统一”而杀掉了“灭奴不足，牵奴有余”的毛文龙。他举措失步实是应对夸口而引发的焦虑所致，而由检却从其中更深看到该员信口雌黄、无可托付，更直接可以说是引发了他的悲剧。崇焕并非没有战争经验、战斗能力、战胜决心之人，尚且无法通过他的人格去保证他行动的执行。则可见公务人员固然是向民之心必须，但是也要同时具有基本的执政能力和政治视野。魏党群体中果然一个能力出众的人都没有吗？果然一点能力都无法用于利国利民之事业吗？即使面对现在我们随手拈来的历史资料我们也不能得出如此绝对的观点，而只能说是当时官场上党争太过私心大于公利，皇帝也没有一个持重之见。倘若由检真是一个心机深沉、谋虑周全之辈，他正应该同时扶植魏党、东林、朝臣（非魏）三派而张自己耳目，也可让朝廷超越党派之纠葛而得共同抗敌之本旨才对。

而由检再年轻也看得到很多官员都同样是趋炎附势之徒，他们也许没有附魏，但是他们也未必就能真的有更高视野来为国为民，总是在为他们一乡一党之私利更有担当罢了。那么，他无法采取更加适合的政治手段，则说明他当时要末是少不更事，要末是邀买人心。但是无论他初衷是哪一种，在处置魏党的事情上他并不像现在主流历史学家所说的那么英明神武，而是明显陷入了朝臣党争漩涡的较低姿态。这也是我一直就觉得由校、由检兄弟因为祖父荒废事业而导致的全然没有战略部署经验和感受，他们都是直接侧重于细节的人，却无法从更超然的视角去管理政府。这样的皇帝或者宰相最多也就是“日理万机”，“万机”之后复又“万机”，“万机”之后复又“万机”，“万机”之后复又“万机”，却总是理不出个章法来。这个情形，我高中有过一个同桌，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即开始学习，一直要学到深夜十一二点。疲倦难当不说，最后却每每是班上垫底。这不是学习，只是在交差罢了。由检的情况其实跟这位同桌很有雷同：很多史料都可以证实他的勤勉和事必躬亲，但是他处理事务的能力缺乏，又不会选择有能力的人到合适的岗位，选择了有能力的人到岗以后又没有耐心等人发挥出能力，所以事情每每都匆忙复匆忙而未能取得实效。这样高额而低效的精力付出，从今天的普通职员之精力规划来说也可以算是典型的失败，遑论他还是帝国的皇帝！

wuhouweiwu

看看郝老师的闲文，换换脑子。。。。

Joseph

四

我们行业的技术人员众多，所以从技术岗位转型而作管理者也众多。这形成了一种不很好的文化，甚至是可以直白说，是一种错觉：管理本行应该是自己行业的尖兵。进而最容易听到的关于管理者的批评就变成了“不懂技术”，更甚至把“不懂技术”当成一个万能标签，只要批评自己的主管或者更高主管都先套用这句话。

诸位，请跟我一样悬想三百八十八年前那个旧历十一月初一，刚刚年满十八岁的由检听闻大臣奏报建州鞑子仅仅用了十余天就一路突破长城隘口进逼到遵化，北京已经在鞑子两日可及之处！

崇焕即刻派大将赵率教驰援遵化。

初四，率教至遵化城下遭遇建州和漠北鞑子的混编部队，全军覆没。

初五，遵化城陷。崇焕乃自将大军进援，五日苦战却未克寸功。

初十，建虏犯北通州。由检复征阁辅孙承宗为京师总督召对护京方略。

这时候，由检是第一次真正面临大敌在侧，群臣中肯定也有人提议南撤到应天（南京）趋避一时的、也有人提议宣布天下勤王的、也有人提议与鞑子议和而迟滞其气势的，等等等。他突然听到各种声音，而且其中隐含的意思甚至有指责他任用崇焕之失。

更有大臣在此时不忙于军务本身，却着急帮着皇帝惩治有失。一群人积极上书，建议严惩贻误军机的兵部尚书王洽。王洽也是由检一手提拔至兵部尚书衔的清廉之吏，只是不习军务却被由检委以机要之职。

十二日，崇焕退至河西务，决定全军退守京师，一时舆情哗然。试想，建州兵不足一月前尚在辽东，旬月间连破我数道重兵把守之关隘，剑指京都；临阵大将却一再退让，将国土让给凶悍掳掠民众之外敌。即便我们说此时没有什么“离间计”，由检心中其实对崇焕是否能真心一战控也开始有了怀疑！就是换成我们坐在金銮殿上，每天听到的都是国军不战而失疆土，那也肯定恨不能立斩临阵指挥员于当场，方不失国家尊严、民族道义。

二十日，多路勤王之师在德胜门、广渠门与建州血战，迫使建州暂退。由检虽心痛不已，却还要在二十三日慰勉各位力战的爱国将领，给他们颁各种勋章有次——正是这些将领临阵不战才酿成今日苦战，他们不能以此为戒，反而沾沾自喜以为有大功于朕躬？！行伍中忠勇之卒却敌不过将军们以血肉邀功也？！既然这些将军们都如此怠惰懒战邀功，我们也要派出代表皇权的政治委员们负起国军真正的责任，不是吗？！

十二月初一，由检决定由司礼监太监、内官监太监等协理京师军务，随即拿崇焕下狱。

初二，以满桂总领京师防务，杖杀城防工事修建的监督官员若干。四日，大寿因与满桂不谐带辽东兵将逃离战场，复被崇焕投书劝回。

建州兵围城而无所破，旋归。由检乃命有司议崇焕罪，“付托不效、专事欺隐、纵敌邀功”等等考语已由由检直接确定，不死已然不成了。

崇焕以万历朝入仕，天启六年（1626）出为辽东巡抚，旋免职。天启七年由检复起用，提出各种军需物资和管理协调之策上闻，至今（1630）尚不足两年半，却因遭由检怀疑而无法继续他当初夸口的规划。这倒是跟《甄嬛传》中某些宫斗故事相仿。嫔妃以怀胎（成果超高质量提交）为饵留宿皇上（资源严重倾斜），期望着皇上哪一次运气赶上了，自然假戏真做成了真怀孕（成果通过验收）。孰料却被提前识破（成果阶段检查），最后打入冷宫（办理离职手续）。

夸口给管理者提供虚假信息和遮掩风险的确是很多技术出身的管理者的通病，其原因，也同样是因为他们通常会简单想“主管反正不懂，给他个解释和期望就行了”而导致。

那么，站在由检来说呢？这是由检不通军务导致的吗？

军务知识缺乏，并不一定就是很差的皇帝，即便他的治理生涯中有过战争。中国这么多皇帝，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并没有几个，即便后来被一再认可厥有战功的爱新觉罗-玄烨其实本人也并未真的挥刀秣马，可是他却是比之奴儿哈赤这样的先祖要优秀得多，管理了更大疆域，维持了更大的经济增长的好皇帝。再比如美利坚国大统领阿伯拉罕-林肯，本人只不过是个书生，却因坚持支持对南作战而成天下知名的治理者。再比如不列颠女王维可多利亚，拓疆土如入无人之境，造老大“日不落帝国”，可她并不需要懂得开轮船、开炮、开枪，也不需要管理过五、十、百的爱尔兰兵、印度兵、阿拉伯兵。

还是说这是由检不懂管理而导致的呢？

军务，如果从由检这个视角看过去，也无非就是在各帅间配置均衡的资源，让他们完成各自对于部属的激励。倘若辽东战事频仍，那当然辽东督师获得的资源更多，但是更多的还是如何完成资源的交付，仗由自己安排的各帅负责去打。皇帝最需要的就是能制定一个评判各帅是否合格的标准，把不达标的降职，把达标的升迁到他需要的位置即可。类比着说，一个公司的CEO，车马钱粮无事不可操心，但他最需要操心的绝对不是这些基本事务，而是各个部门的主管是不是都有制度可循，制度是不是都足够透明和可操作。

像由检遇到建州兵犯京师，这有两点最需要他去管：一、是不是需要宣布勤王，何时宣布；二、是不是部署一转移方案，何时启动预案。因为事情已经紧急，像兵饷之类的事情都无法通过自己来督管了，只要交给相关部门就好。

由检想知道很多，这倒是没有错，但是他直接插手军务的管理，还需要借助于更加不懂军务和管理的内侍们，则说明他并非败在了军务不通，而是败在了管理上全然是个外行。

这样的皇帝，就算是给他一个治理得很强大的国家，例如是玄烨移交过来的那个强大帝国，他照样能管得操劳不已、混乱不堪。爱新觉罗-胤禛其实也是一个爱管细节的皇帝，所以他打破了很多官僚制度来把政府转为他私用，只是此人精力旺盛，也头脑清晰，于混乱之中每每能有定见，所以国家仍然没有败落。这其实是一个皇帝兼职当了宰相和某些州府知州。类似的皇帝比如由检的先祖朱元璋，也是一个人身任皇帝、宰相、大法官、知州等等多种职务。但是总的来说，客观来说，这种皇帝还是把国家管得有些混乱，尤其在行政行为的持续方面特别差。而且，也因为他们过剩精力对制度的搅扰而导致了后继者一旦心力不足就会让不能互相协调的官僚体系更加迅速崩塌。由检接手的大明官僚体系就是被他的各位先祖倒腾得千疮百孔、难以自行其事的一个烫手山芋：这个体系自我维护，但是并不能独立自我维持运转，它总是依附于皇帝的直接指令，但又多半不能严格执行皇帝的指令，形成了一个基本上不作为的棉花包，除了内耗以外的功能就是蒙骗其管理人。而官僚体系不能自我运行的一个直接原因，其实恰恰是由检那些强势的先祖们和那些怠惰异常的几位祖爷爷的手笔。这就好像朱元璋有能力，所以他规定自己的杂技团团长必须自己单手玩七个球，掉落了球就由其他杂技师给他抛过来。他儿子倒是也能玩得马马虎虎，但是到了孙子重孙子就很难了，所以其他杂技师们就忙于给团长丢各种他掉下来的球，但是并不负责自己也玩两个三个。等到了丢给团长的球越来越杂乱，有些像由校这样的团长就干脆躲起来，任你们在外面向我丢球，你们丢多少我都不理睬。由检这种团长则是完全玩不来七个球，却一直盯着各个丢给他球的杂技师：你们他妈的丢球的手法不行啊，你们这么丢来丢去的老子总是接不住啊。这个时候，纷纷掉落的各种球让每个杂技师都应接不暇，已经没有人注意到真正让杂技团活下来的不是团长和杂技师，而是观众。观众退场了，大家却仍然在忙活个不住，根本没有人提醒他们到底要忙什么，什么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构建一个伟大的杂技团”那首先是有足够稳定的观众，这个浅显的道理，拿到由检那里，却好像透明得跟一片真空一样。大多数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不明就里的杂技团团长，他纠正的杂技师动作已经不是他们应该表演的技巧，而是给他传递一个一个魔术球本身的技巧。他喜欢的杂技师不是能够直接取悦于观众，带动票房的那种，反而是给他递球的时候可以低眉浅笑、甚至可以夸他接球辛劳的那种杂技师——那种根本不需要有杂技技能的杂技师就成了他最需要和最喜欢使用的人，他的观众都不得不离场了！！

Joseph

五

如果由检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历史书籍或者通俗小说里描写的只是干了“铲除阉党”和“误杀督师”这两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的十五年职业生涯也未免太过萧索了些。

其实，虽然历史功绩和历史过错方面他似乎都再没有什么大影响的决断，但是他确实是比最初这两年更加繁忙一些。

他在忙什么？

自然是忙着他的中兴。

为什么他要忙他的中兴？

因为铲除阉寺的遗留势力甚至一再扩大打击面也没有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盗匪横行的局面，而误杀忠良也没有就好像断了脊梁一样让大明江山迅速崩塌。换句话来说，即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好像一切都跟两个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在继续运转着：腐败没有减少，军队也未丧失战力。这两个人死或者不死，似乎对于大明江山完全是隔离着的。虽然他们活着的时候和死后的名声都一样非常震撼，但历史性的震撼在由检消灭他们和他们的宗族势力的时代似乎还远未到来，他有生之年可能都没有觉得这两位的死会对他的统治有益或者有害到需要他去狂喜或者后悔的程度。他用最极端的方式向官僚体系发动了冲锋与威胁，可是官僚体系似乎仍然僵直的挺在那儿，并不因他的狂暴而有真正的扭转。

我想由检这个时候肯定是痛心而且痛苦的。

面对整个大明帝国的行政决策层和执行层，他是一个比“堂吉诃德”更为孤独和愚笨的行者。他要冲击的那个巨型风车对他并不直接产生威力，但似乎更深的层面却完全忽视他的冲击。毕竟堂吉诃德先生对抗的是一个机械、一个建筑，由检在对抗的却是一群麻木到极致的人，甚至对于伤及他们自己和他们至亲都开始麻木的一群人。继续杀下去也并不能为帝国增加什么良性血流，徒然给自己戴上一顶“暴君”的桂冠；但是不继续杀下去似乎就更无法让这群人警醒，其结果也只是把“暴君”换成“昏君”而已。

在祈望撬动整个大明帝国行政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卓绝战役中，由检没有找到一个支点来安放他的撬棍，他到处瞎撮，没来由的狂怒，但是也只能面对着诺大一个僵尸一般的存在徒唤奈何。

真的是毫无对策吗？

其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帝国里最有决定权的人，怎么可能无力撼动他所希望指挥的这群官僚呢，最直接跟他合作的人哪一个不是仓皇失措、如履薄冰的在执行他的各种奇怪的部署？只是由检做事情太没有章法可以循迹，大家抓来抓去都只能抓到他的情绪上，而抓不到他的目标。

好罢，中兴肯定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政治目标就是一个挂在西天的一轮明月一样的、迎面徐徐而吹的清风一样的“宏伟蓝图”。这样的“宏伟蓝图”想要实现也是要全体国民按照分派的布置去实施才成的，而不是坐在那声嘶力竭喊几句口号就能“空手套中兴”了。而真正如何达成他的“中兴”，由检却丝毫没有章法：分几步走？每一步的具体目标？如何为每一步去规划资源？他是统统没有给出线索。

面对这样无力拆解自己目标的管理者，本来官僚体系是可以帮助他完成目标拆解的。可是，第二个要命的问题又出来了，而且仍然是紧跟着由检这个性格缺陷而来。他一方面幻想一个极高目标而找不到路径，而另一方面又狐疑不决。由检一直就没有长久的耐心给臣下拆解他个人理想的时间和空间，一旦发现别人给他的与他想要的东西不一致，他立时变脸、痛下杀手。这种战略犹疑和战术果决的混合体，其实让他很难被他的合作者信任，所以他后来无论怎么去换他的内阁都无法执行他的决策。因为这已经不是他决策力的问题了，而是他的合作者比他更加怀疑执行下来自己的命运会不会比不执行好的问题了。他没有让他的合作者放心与自己合作，所以他的决策也更多变成了空谈。

我们这个行业里有没有由检一样的老板或者管理者呢？我想那是一定会有的，只是我不好说到底会有多大比例的存在。我说一个很小的个案，有一位我认识但是没有合作过的老板，他喜欢一位“国学大师”会帮助他跟着流行电视剧去学管理。碰巧我陪他看过一集，说了一个笑话：局长、处长一起上电梯。局长放了个臭屁，就骂处长：你这个人真能放臭屁！处长说：不是我放的。局长回去就让处长下马，理由是“屁大点事儿都担不了还能当好领导吗”。这位老板很欣赏这个“大师”的解读，但是我却从故事中看到了满满的“非智”。如果这样的主管，让你说谎，让你替他背恶名，让你替他照顾面子，那么他的企业还有什么价值需要你为他去提供智力，你提供给他一个奴才相不就够了吗？！这样的领导还说要教你管理？你还不趁早跟他说：“继续放你的臭屁去罢，恕不奉陪！”喜欢听歌颂喜欢到这种程度的老板，其实他的境界肯定比由检还要差一些。他惟一比由检好的地方就是他至多只是搞砸他的公司，而不是整个帝国。但是，他这样的老板，你就算跟着他，早晚也就是吃臭屁的份儿，那还会有不喜欢臭屁而喜欢业绩的人来追随吗？他也经常会骂自己的员工都是“国企不要、外企不要的下脚料”，这样看不起自己员工的老板，那员工又怎么会真心实意的为他去拼上职业前程而一搏呢？由检的很多管理行为，仔细看看，处处都跟这些暴发户式管理者一样：既没有胸襟，又没有韧性；除了自家面子，谁都可以舍弃。这样的人，想要攒齐人才去发挥他们各自的天分来撑起自己的愿景，只能是白日说梦！

由检只是继续着说了十五年，因为他的注册本金比一般小老板要高......

（失败的代价就不必我们说了，都有档案，只怕你不去看。）

Joseph

我正在看国家地理频道的记录片《迪拜机场》



这需要非常慢的去看。当然，我曾经看过一部分，所以不会特别仔细去听懂每一句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庞杂而互相协作的机构是如何如同搭积木一样互相依赖着挺立成为一个巨无霸——一个建筑的巨无霸、一个人员构成的巨无霸、一个组织结构的巨无霸、一个经济可自持的巨无霸。

这就像我在翻看《明通鉴》、《南明史》、《李自成》、《崇祯传》这些材料一样，我只是随便根据需要去翻看并注意我想要理解的某些点。但是很遗憾，由检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像迪拜机场这样的答卷，他的管理跟现代化机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不可救药的乱麻。

这种类比很有趣。我是说，这种类比的本身就很有趣：想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有很多线索和很多步骤需要并行，那么最为重要的也许并不是你的流程本身多么严谨，而恰恰是你能在不同步骤的衔接上留出足够的心理承受空间。不仅仅是要包容别人，也是要包容自己。这看起来似乎很荒诞，因为如果写这样关于朱由检的管理方向的评论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么我理应把结构思考清晰，然后按部就班去准确实施。但是事实上可能没有人比写作或者绘画的人更了解人类自身的优点和弱点，他们时刻都因为自己的表达看到这些，而且也肯定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异常发挥都同时存在着、博弈着。

在我看来，一个倾向于从事管理的人，如果是一个希望走向更高管理文化层次的人，他首先并非是要给别人一个全面的印象，而是给别人尽量明确他的能力和潜力边界。惟其如此，别人才更容易在他的边界以外给他足够的支援和发挥，这也让别人更容易相信自己。也就是说，这个人要尽量完全接受自己并且表达自己。

迪拜机场有一集里有一个细节：机械师们要去修理一架飞机的引擎，他们有大约七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他们开始尽可能提前去准备修理工具并规划时间；在这个同时机场运营经理也在关注他们的进度，并调配牵引车和登机口、疏导旅客等等。大家都在有备案的情况下尽量赶时间，也在赶时间的同时不断修订自己部分的备案，直到完成整个应急任务。整个过程，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没有人简单的去抱怨别人的失误，也没有人要隐瞒自己的失误，因为衔接的时间有所预留，最后大家并不至于合作不畅就导致彻底崩盘。这中间我们一直都能看到每个管理者对于自我的估量和表达。

完全接受自己和表达自己，这很难吗？

是的，这非常非常难。事实上，在我现在能看到的明代皇帝中，还没有哪一个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出色。有些人如朱棣一样伪装自己，而另一些可能如由校一样抛弃自己。他们共有的特征就是他们要编造一个虚伪的形象供人去膜拜，他们也为这个虚设的形象而不断去投入辛劳。

由检比这两种人更加劳累。他比朱棣更加胆怯，但是他又从心底里看不起那个不能真的承担祖宗家业的兄长。他要对抗的似乎并不止一个自我而已，他从由校的身上学到更多的知识似乎一直是他应该从群臣手中夺回本属于皇家的最高控制权。这无疑增加了由检职业推进的难度，而且也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但是，他是一个如此好面子的人，以至于无法在群臣面前承认他的能力边界，虽然这群比他年长许多也比他管理经验丰富的臣工都眼睁睁的看着。

比如，由检刚刚就任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经济问题是他中兴帝国的基础。但是他对于振兴经济并没有什么招法，而是相当愚蠢的想到了“削减开支”，想要对政府机构进行必要的缩编。明代的中国与现时的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户口的管理极其严苛，各部都有各部自己的编民，一般也禁止不同部的编民之间互换工作。这种按照户口登记来定制职业从属的情况到了明代末期更为严重，铁匠家庭只能出铁匠，驿站家庭只能出驿卒；不惟皇帝是世袭的，全民都是世袭的。由检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启动了压缩政府编制的改革。应该说他的立意和着眼点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他如果不能给压缩编制带来的冗员提前找好一个就业出口，那他这种减员增效就会演变为直接给自己的军事对头增加兵员——很多驿卒就是因为失业而转去做了响马和土匪，而其中本来就颇有盛名的李自成也是这个失业大军中的一个。

作为一个帝国，他不能像管理一家企业一样简单将冗员“下岗分流”去解决问题，因为这些下岗分流的员工仍然是他管理下的帝国的有机组分，他分出来的人仍然处于一个低效运行状态，并未因为下岗而解决掉生计问题。由检错误的以为他是政府的首要，所以他裁撤政府的开支就能减少帝国运营成本；但是他忘记了他更加是一个帝国系统的首要，他是要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运营起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这样愚蠢的改革一度被政府和民间赞誉有加，而随后经济的颓败却让他们更加无力去面对左支右突的政府职能。

由检没有自己背负这个改革的失败，他开始不停的调整他的内阁来减少对他自己的直接批评。但是他似乎没有什么能力去振兴经济，即便是他曾经在由校执政阶段就喜爱阅读很多政治书籍。

由检一直不能提振经济的一个点，我们现在能清晰认识到的一点，是他完全忽视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由检心目中，国家有国库，皇家有内库。国库是政府的储备，也就是国家的储备；内库是皇家的储备，也就是自己家族的储备；那么民库至多也就是民家的储备，与国与帝无涉。在李自成破城之日，国库虽然空虚，但内库仍然充盈。这可是在辽东等餉几至兵变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由检最被史家诟病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史家似乎只是纠结于由检的“贪”，却没有想过更大可能是他的观念刻板：由检认定内库余钱是自己节省开支而留存给后世皇族的，国库无钱可支也是事实，所以兵饷确实没有“财务合理的支出凭据”！

大明帝国的税收情况，在由检祖父的时代，专家黄仁宇曾经做过细致统计。结果发现因为中央政府设定的税率偏低导致地方政府再行刻“费”刻“捐”刻“役”以维持自身运营的情况普遍存在。也就是说，中央规定的税额仅仅满足中央政府的最低运营，甚至无法涵盖地方政府的最低运营。而且，因为中央政府征税过低，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并不规划水利、交通、军备等战略措施来提振经济、稳定国防。但是老百姓其实负担的却未必就因此减少，他们甚至还要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长远规划而定期为水患逃荒，也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长远规划而反复遭受北方或者东方海上的流寇侵扰。

如果知道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会更加慨叹并质疑由检：“为什么还在考虑节流？为什么不考虑开源？难道不是开源比节流更对大明帝国的处境和发展吗？！”

是的，我们现在肯定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由检从他质朴而且机械的高视角去看他的执政集团的时候，他想到的却只有“怎么像我一样省下点儿钱粮”！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当时来说，几乎整个执政集团都没有人系统梳理自己的财政状况并提出过合理的治理方案。只是由检的改革，却老老实实是从根儿上就错了，更错的就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改革。

Joseph

关于大明帝国私有经济的发展，最生动的一本书其实是《金瓶梅》。这本书之所以会写进去那么多情色描写其实是因为它的主题故事完全是居家的，毫无剧情张力——按照现在编剧的标准来说是一部没有话题的作品，它就为了能够制造出基本话题而追加了不少现在看起来很狗血的小插曲。一般认为这部书是写大明嘉靖年间的事情，当时的名士王世贞甚至可能参与了写作。

那么其中所描写的情况大约是由检执政时代一个世纪以前，当时的朱厚熜当然根据后来的记载来看也大致是一个不愿意管理朝政的皇帝，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有权相把持，就像小说里给出一个高俅一样。当然，那恰好是著名的奸相严嵩。《水浒传》中原来隐含的那些敌后反元的战争就这样再一次被作者轻巧的映射到了他生活和熟悉的年代里来重写，所以再不提及战争而彻底专心写官场和商家。中国历来官商一体，几百年也是一体之两面。所以中国人最敬重的商人：一个是范蠡，先做官后经商；另一个是胡雪岩，先经商后做官。这种情况既然在一百年前已经混润于朝廷各个角落，则由检开始执政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很多的变化。

只是商人们和官员们都会变得比原来更加急功近利一些，因为这个时代的盗匪更加猖獗，兵卒甚至也有抢夺商旅的记录。我猜想除去正常经营，他们在行贿和受贿等环节都比原来更加流程化和简洁直白。

《金瓶梅》跟《红楼梦》对比起来就是人物普遍更加直接和贪利，而这些特点也使得人物同时也比《红楼梦》中更富于真实和生活化。我们如果真的思虑由检当初杀掉崇焕以后的那个时代，那些经常颠覆的朝局和政客们会让经商的保护伞变得更加贪利而且短视，因为谁都不确定自己到底可能有几年可以放心去贪到些什么世俗的好处了。抄家这种事情，红楼里还羞羞答答要“三春争及初春景”，在由检这里却是朝朝暮暮的只恨罢得不够、杀得不够。崇祯三年（1630）五月，吏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皆下狱。六月，左副都御史易应昌下狱。罢顺天府尹刘宗周。工部尚书南居益罢。工部侍郎王守履廷仗销籍。八月，杀经略尚书袁崇焕。九月，钱谦益下狱。高官们动荡如是，可知百姓已死生无地。

中国史家喜欢作诛心论，相反的也会因为“无恶意”的因素而忽视君王的暴行。每每对由检和由校的政局作出同情和厌恶的大不同情绪，并非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差别，反而就是一味要同情“勤勉持政”的“初心”。只可惜，由检秉着这样的“初心”所作出的决策其实并不比由校无所作为更好一点儿。他这样频频换员的结果其实也不比政敌魏忠贤的任用私人好到哪里去，盖政事之铺垫本就是一个战略性的行效，期以旬月见功则除了得到谎言和欺骗以外不会再有其它。这样的“初心”当然应该有，但是这样理由去搅扰政局而另官员们无长久效劳之诚则实为失政。由检仅从这一点来说，实在是死不足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