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生命形式的多样化,本质上是基因变异、基因交流的多样化——
基因变异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内因,复制的随机错误导致变异;二是外因,辐射、化学、微生物破坏等因素导致的基因变异。
基因交流主要也有两种路径:一是同一物种之间,通过有性生殖,交流、改造祖传的基因,而有性生殖,从单细胞生物就开始了;二是不同物种之间,可以直接或间接实现基因交流,比如细菌和放线菌之间,就可以通过接触,实现基因重组,这叫接合。又比如噬菌体,可以把一种细胞的DNA,带进另一种细胞中,这叫转导。甚至,有些病毒会通过“逆转录”等转基因技术,把自己的基因直接塞进寄主基因,成为寄主基因的一个片段。
不得不说,基因交流的形式,在促进生物的多样化工作中,效率更高。
12、人类基因中,包括很多病毒的DNA片段,至少已发现了两个完整的病毒基因组。目前预估,人类DNA中,有大概8%来自病毒。
13、病毒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是我们人体生态运作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基因的一部分。任何人想做到与病毒“有你无我、你死我活”,那只能自己从世界上消失。与病毒共存,是既成事实、生存条件,而不是可以左右的议题。
14、即使只针对让我们生病的病菌,我们也无法做到让它们从世界上消失,比如在全球每年杀死60万人的流感病毒,每年杀死70万人的艾滋病病毒,每年杀死上百万人的肺结核病菌,等等。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如此、希望如此,而是只好如此——不是主观上不想清零,而是客观上无法清零。共存,我们是被动的,无奈的——
15、因为不论是给个体治病,还是为群体防疫,都必须在“病菌危害、防治成本、防治收益”等方面进行权衡与取舍。危害大的病病毒,值得花更高的成本去消灭,比如对致死率高达30%的天花病毒,人类采取普遍接种牛痘疫苗的办法,全球配合打持久战,这才逐渐消灭了天花,而不是一声号令,迅速归零。
16、因为疫情防治,需要人群配合。致死率越高的病毒,人们主动防治的配合度越高,比如致死率高达90%的埃博拉病毒,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致死率11%的非典,也在人类积极的防治下偃旗息鼓。反之,致死率越不吓人,人的配合度就越低。所以凶猛的埃博拉病毒致死总人数,反而远远不如我们习以为常的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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