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你走过人间路》杨恒均

王子张

《伴你走过人间路》
（1）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2006年7月23日，星期天。七月是悉尼的冬天里最冷的月份，可是和我呆过的大多数地方相比，这里的冬天充其量只能算是早春或者深秋而已。这大概也是我在游荡了这么多年，最终选择把悉尼作为驿站暂时落脚的原因之一。
    这天，我起床后就去到楼下的温水游泳池游了二十个来回。上楼洗完澡开始吃早餐。吃早餐时，小儿子一直在餐椅上跳上跳下，他和哥哥都放寒假了，正是无所事事闲得慌的时候。他声称我在不久前的某一天答应过要带他去公园和海边玩，他说今天该兑现了，他想和哥哥到海滩去玩澳洲橄榄球（一种我至今没有搞懂规矩的球）。
    我佯装严肃地开始询问他这半年的学习情况，问到他上学期在学校捣蛋了几次，是否被罚过站。他找出了上学期表现和成绩评估单，又得意地指了指墙上贴得像联合国彩旗似的表扬条和奖状。
    我心里很高兴，但表面不动声色。我说，如果他半个小时内能够精读一本读物，并用十句话告诉我那本书里讲了些什么，我就带他和哥哥到海边去。他从餐椅上跳下来，冲进房间，“哐当”一声把自己关在里面用功去了。
    我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和翠绿的树梢，远处海港大桥的乌黑桥拱和悉尼歌剧院乳白色的圆顶在朝阳中相互辉映。
    又是一个好天气！我的心情和悉尼一年四季晴空万里的天空一样，总是很开朗的。前几天，我第一次认真考虑，计划再赚一些钱，就考虑提前退休了。到时就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两个儿子，也有时间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想想不久就可以像那些澳洲的老人一样，悠闲地在海滩散步、晒太阳，在公园一边喂鸟一边喝咖啡，还可以躺在草地上一上午或者干脆一天都沉浸在阅读之中，我忍不住独自暗笑。在澳洲，人们越来越早地计划自己的退休，像我这样四十一岁就萌生退意的也不在少数。比起生出来就把享受放在第一位的澳洲人，我们这些华人的付出要多得多。出国九年，最艰难的年岁已经过去，没有理由不让享受的日子来得更快一点、更长一些……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走进去抓起话筒，说了声“hello”，话筒里传来空洞的回声，我知道这是长途电话。等了几秒钟，我又“hello”了一声，姐姐有些沙哑的声音才传过来……
    ***
    自从九年前出国后，我一直和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特别是这些年IP电话卡让长途通话变得非常便宜，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和父母通一次电话。在父母身体不好时，更是两天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心里就觉得不那么踏实。
    由于我的电话打得勤，这些年来，家里人很少给我挂长途电话。国内向国外打电话不但很贵，而且我一直在美国、澳洲和欧洲等地到处漂流，加上让他们糊涂的时差，他们既不知道把电话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才不会把我从凌晨三点的熟睡中叫醒。
    这几年，家里给我打过寥寥可数的几次电话，都是父母让姐姐或者哥哥打的。
    第一次是美国发生911事件时。当时我住在华盛顿，那几天正好出差到纽约，在纽约时又正好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所以，911发生时，父母都知道我正好在纽约，他们很担心。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说我已经离开纽约了。还有一次是印度洋海啸发生时，哥哥弄错了，他以为既然地处南边的澳洲和东南亚很近，肯定也受到了海啸的波及，害得父母又担惊受怕了好几天。
    印象中，这几次电话都是父母担心我而打的。父母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国外到处都有危险，如果少了他们的叮嘱，我就会随时迷失方向。作为儿子，本来是我关心他们才打电话，可还没有等我把关心的话讲出来，他们反过来噼哩啪拉地左叮嘱右嘱咐起来。弄到后来，只要超过一个星期没有打电话回去，他们就坐立不安起来，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定期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关心我。
    这些年，父母用那越来越苍老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注意事项，我心中对他们的关心和思念也与日俱增。我总想在电话里多询问一点有关他们的情况，看看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可是，谈起他们自己，父母就失去了兴趣。谈起我和我的家庭，他们就来劲了。我想，给父母最好的安慰和关心，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继续把你当小孩子来爱护和关心吧，让他们远离“老之将至”的感觉。
    可是我毕竟担心他们，他们老是不多谈自己，也不是个事。而且，我从姐姐那里了解到，父母对我这个在外的游子采取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策略，以免我在外为他们担惊受怕。几年前，父母甚至向姐姐和哥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不能不经他们同意就让我知道。
    这个规定是有来历的。大概是早几年，哥哥姐姐和我在电话聊天中透露了一些老家的情况，大概是母亲的退休金只能拿到三分之一、随州的房子四面漏风需要装修、看病越来越贵公费医疗不管用了等等，我知道后，就想办法或多或少寄一些钱回去。那些钱就国外收入来说微不足道，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水平。可是到父母手里就很管用了。谁知道，父母拌指头一算，就痛心疾首起来，于是泄漏了家庭机密的哥哥姐姐成了挨批对象。姐姐说，父母说得活灵活现，仿佛已经看到我为了节约这些钱而过着省吃俭用的艰苦生活似的。
    另外一个需要对我保密的就是父母生病住院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我在国外每天都紧张兮兮，上顿还没有吃完，就开始为下一顿奔波，我是不应该为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父母的身体操心的。父母甚至要求我不要老是挂念着他们，以免影响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一辈子都在家乡转悠的父母，是无法体会一个游子的心情的。对父母的挂念不但不会成为游子的羁绊，而且会成为他们漂泊途中的航标和前进的动力。
    过去三年，父母的身体每况愈下，前后住过好几次院，除了有一次我从他们说话中听出来，其他几次竟然都是在他们出院后才告诉我的。事后他们都会爽朗地告诉我，我们已经好了，告诉你干什么？我们不是好了吗，哈哈……
    ***
    此时此刻在这个冬日七月的早晨，姐姐有些沙哑的声音让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前天才打过电话回家，父亲接听的，他说妈妈正在休息，她上午到医院抽骨髓检查了。我很生气，我说肯定又是医院在搞鬼。他们为了赚钱，动不动就让人家检查这个检查那个。母亲曾经因为感冒而接受过不止一次的全身检查。在我印象中，抽骨髓是很痛苦的，那些医生太过分，竟然要给母亲抽骨髓。父亲打断我小声地说，母亲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医院只是怀疑，检查一下也好——
    每一次知道父母到医院接受检查时，我都会隔两天打电话回去询问检查结果。按照他们说的，检查的结果都很棒，有些指标比我的检查结果还要正常。所以，我对这次的抽骨髓检查也没有介意，不准备打电话回去跟进了。姐姐打电话来该不是和这次检查有关吧？
    姐姐沙哑的声音再次从话筒里传出来，妈妈抽骨髓的检验结果出来了，白血病，就是血癌，还是急性的……
    我的脑袋先是嗡嗡直响，随后又一片空白，我呆呆地站了好一会，不知道说什么。当我开口说话时，我又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大概质问了姐姐，检查结果是否可信。我又问这是什么病，病情如何，姐姐的回答我也一知半解。
    我脑袋昏昏沉沉，好像有些犯困，我沉默了，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再提问题。姐姐理解了我的沉默，用低沉的声音说，医生说三个月到半年，一个感冒或者其它任何感染，妈妈随时有可能走——
    ……
    放下电话转过身时，发现妻子和两个儿子都站在我背后，我讲电话的声音一定很异样。小儿子虽然已经换上到沙滩的衣服，不过他脸上的表情显示他知道计划取消了，很失望的样子。
    我和姐姐约定，我暂时不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医院通知了大姐和三哥，母亲还不知道确切结果。姐姐担心我这么快就打电话回去，如果掩饰不住感情，会让母亲察觉的。医生叮嘱了，母亲得的虽然是不治之症，但病人情绪的好坏以及配合治疗的程度将能决定生存期限的长短。无法猜测母亲对自己得病的反应，我们决定暂时隐瞒病情。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姐弟四人先是在电话里进行了密切的磋商，随即按照商定好的，各自展开了行动。大姐是我们的老大，下岗后独自一人在广州经营一个牛仔布料公司，这一两年刚刚起步，公司员工已经达到二十人。母亲生病的消息传来后，她立即放下公司业务，回到了湖北。这之后，已经五十岁、身体也不好的姐姐当即背起一个小行囊，开始穿梭于武汉和广州之间，拿着母亲的各项检查结果和医生意见去到一个又一个血液科专家门诊。
    姐姐说是要多咨询几个专家，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和姐姐一样，希望某一天有一个专家看到姐姐呈现的检查结果后，哈哈一笑，随手把这些检查结果轻轻推开，轻描淡写地说：前面那些专家都弄错了，你母亲得的根本不是白血病，只不过是白血球减少或者一般的贫血而已。
    当时放下电话我就想立即到机场买机票飞回去，但想想姐姐说的也很有道理。她说两个哥哥和她的意见是我不应立即回去，他们需要我暂时留在国外，要我拿着传真过来的检查结果和病例在澳洲和美国开辟另外一个战场，请洋专家会诊和确定治疗方案。
    姐弟四人分工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这些年我一直游荡其间的互联网——要从互联网上了解这种病，以及各种治疗方法和他们的分布地区、联系方式。两个哥哥，我的二哥和三哥，也都各负其责：下岗后到河南一个工厂打工的二哥负责联系河南的一些医院；留在家乡湖北随州的三哥和三嫂则负责父母日常的生活起居，并每天护送母亲来回医院。
    一切似乎都安排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我感到很满意。参加工作后，我们姐弟四人聚会机会不多，交流也少了。母亲诊断出白血病后，我们联系密切，而且同心协力，决定不惜一切帮助母亲战胜癌魔和死神。
    回想过去，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和教育我们姐弟四人长大成人，这些年，我们姐弟都没有停止过奋斗，都在各自的领域和岗位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凡是我们姐弟和父母齐心协力的时候，还没有困难是我们无法克服的，还没有事情是我们办不到的。
    一场与血癌和死亡的战斗拉开了序幕，我信心十足，坚信只要不轻言放弃，团结一致，共同打拼，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2）母亲说，要分手的时候总是要分手的……
    我去了三家澳洲医院，拜访了三位血液病专家，可是他们说病人不在澳洲，按规定他们不能看病，也不能咨询。最后我通过熟人结识了其中两位，我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了他们，避免了医院的规定造成的麻烦。同时我还通过美国华盛顿的同事和那边的白血病专家取得联系，并在网上进行了咨询。
    让我失望的是，这些外国专家的意见竟然和姐姐已经拜访过的中国血液病专家的高度一致。
    我还不死心，在拜访另一位澳洲有名的专家时，我改变了策略。我先把化验单上的一些中文字翻译成英文，讲了母亲的身体情况，我没有把母亲在大陆的病历翻译给他听。我说，还没有确诊。那位白人专家顺手翻看了厚厚的一叠化验单，抬起头狐疑地说，不可能没有确诊吧，非常明显的白血病。
    这些我看不懂但又恨透了的化验单在那个外国专家眼里几乎一目了然，他的结论同样快速而冰冷，一串字母我听不懂，但“急性白血病”几个字却像刀子一样划破了我最后的希望。
    没有确诊的问题，他说，只有确定治疗方案的问题。说起治疗方法他也是开门见山——化疗的话，母亲也许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如果不化疗，则估计在半年左右病发，因为很难保证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半年内不得感冒或者任何感染！
    澳洲专家的这一结论和武汉协和医院、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意见一致。同时几位专家都认为，对于一名七十七岁的患者来说，化疗确实有很大的风险，甚至要有心理准备——患者在化疗过程中不是死于白血病，而是死于化疗引发的综合症。
    最后我提出了这些天一直想问的话，把患者接到美国或者澳洲来治疗是否比在中国大陆要好一些？这里的技术是否要成熟一些？或者条件要好一些？
    那位白人专家说，他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医疗技术和医院的条件怎么样，所以无法比较。但他也实话实说地告诉我，现在全世界治疗此种急性白血病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化疗。而化疗技术都是西医中已经普遍推广了的，可没有什么亚洲模式或者中国特点，应该都一样。当然，他也对他们的先进性大肆吹嘘了一番，特别提到一些刚刚发明的用于减轻化疗中病人的痛苦的药物。他说，据他所知，那些药物还没有推广到亚洲各国。
    我说，那我就带母亲到澳洲来进行化疗，减少母亲的痛苦是最重要的。可当我进一步询问细节时，专家却打住话头，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母亲不是澳洲公民，没有美国的医疗保险，治疗白血病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恕我直言，我看你不是很有钱的人吧。
    我告诉他我能筹集到多少钱，专家对我提出的数字感到惊讶。但随即他又摇了摇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母亲七十七岁了，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现在身患急性白血病，而且病情在加重，就算你有能力把她转到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她的身体状态也不适合长途跋涉；再说，你把一个老人转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展开一场和血癌的殊死搏斗，老人在意志上已经输了，她会想家的，也许那比白血病更加致命。
    我没有想到一个澳洲的白人专家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认为白人们真正理解中国人，可眼前的专家让我刮目相看，我不觉对他肃然起敬。记得几年前父母到澳洲来看我的孩子们，本来计划住半年的，可是一个月不到，母亲就呆不住了。这位白人专家可能对中国人的文化了解一些吧，我注意到他家里挂了好几幅中国的字画。
    直到后来接触多了，我才知道，任何一个血癌专家，都既是医生，又是心理学家。在同血癌的战斗中，医学无法深入的地方，心理知识则可以触摸得到，也显得尤其重要。在那位白人专家的眼里，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要对抗最恶毒的白血病，首先要从精神上武装自己，这一点有时甚至比医学治疗还重要。
    其实，转移母亲到国外治疗的想法并不实际，而且我对医生说出的那个金钱数字，对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可能会动用两个孩子的教育基金。可我不管那么多，我只想母亲得到最好的治疗。这位澳洲专家的话帮我排除了一种我们子女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治疗方案，对我还是很重要的。
    我打电话给姐姐和哥哥，告诉他们这一情况。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和全副精力放在了国内。
    那些天，我一次次压下飞回母亲身边的冲动，到处找朋友托熟人介绍医生和专家，又在互联网上联系了大批的医院和专家，每天都舌干口燥。我停下手头的工作，也无法再继续已经坚持了四年的业余写作，脑袋里除了“白血病”、“急性”、“化疗”和“三到六个月”这些词汇外，已经容不下任何东西。一个多月下来，竟然只有一次在夜深人静时突然爆发出眼泪而沾湿了枕头……
    ***
    和母亲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小心翼翼的安慰，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忍住眼泪，以轻松的语调说，妈妈，这次住院这么久呀，现在的医院都为了赚钱，他们可能故意让你多住几天呢，你就不要担心，接着住吧。我最近正好有假期，我想回来玩一段时间，也陪陪你……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电话说得好好的，母亲却突然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她才说，你忘记了妈妈是医生，老四，我早就预感到了，要分手的时候总是要分手的，好在你们都大了——
我在家排行第四，母亲总是叫我“老四”。
    我告诫自己，母亲想从我的回答里得到真相，母亲在套我的话。我说，妈妈，你在说什么？疑神疑鬼，你不是要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或到一百岁的吗？你好好的，在那里说什么分手，还说得文绉绉的！
    母亲咳了咳嗓子，平静地说：你们不用宽慰我，我想得开，倒是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把自己急坏了。我老了，就是这次不走，又能呆多久？可是你们要听我的，第一，你们不要太着急，不能把自己先急坏了。看你的姐姐，这些天到处奔波，比她作了几年生意都要辛苦……。至于你，不能因为我的病而影响自己的工作。你们姐弟这些天太忙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第二，我年纪大了，受不了化疗，我不想再受那个苦。如果能中西医结合，采取保守治疗方法就可以了。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够本了。我不怕死，更不会被死亡吓死的。第三，还是关于你，你离得最远，也是最让我担心的，你有什么事，我们帮不上忙。你在国外不容易，两个孩子都还小，这里有姐姐哥哥照顾我，你不要回来，不要不顾一切地赶回来！知道吗？如果你就这样不顾一切地跑回来，我要生气的……
    母亲是个直性子也是一个脑袋不会转弯的人，到这个时候，她竟然还在那里为我着想，来安慰我，一如既往地为儿女操心！
    我不知道母亲对自己的病情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不愿接着母亲的话题说下去。我以故作轻松的笑声打断了母亲的话，随后问起母亲所在医院的条件，母亲说，她住的是随州市最好的医院，随州市中心医院。
    我记不起有这家医院，母亲说，以前叫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怎么忘记了？我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出生的医院，三岁时，你在这里住院做过手术，六岁时你在这里住院，因为水龙头结冰无法洗脸，我去给你灌开水时摔了一跤，结果你出院那天我又入院了……，后来上小学后，你又进过两次这个医院，初中后你的身体才好起来，再也没有进来过，难怪你忘记了……
    讲到我身体好起来时，母亲声音里透出兴奋，显然我转移话题成功，母亲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病。
    母亲说，在外面生活不容易，要搞好自己的身体，要养家活口，你除了工作还要业余写作，真不容易，不要为了我而回来，如果真有什么事，会通知你的……
    因为上呼吸道和肺部感染，母亲的声音听上去空洞而遥远，然而，我却被这声音牵引着穿越了四十一年的时间和半个地球的空间而回到那张病床前，上面躺着我年轻的母亲，身边还有一个刚刚来到人间的孩子，那孩子就是我。
    四十一年前，在同一个医院里，母亲带我来到人间，并一路伴随我走过风风雨雨的人间路，如今，她老人家又躺回到那里，已经快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不知道天地良心之间，是否有一个理由阻止我回去母亲的身边，陪伴她走过这段艰辛的人间路……
（3）儿子问我，你妈妈会死吗？
    一个多月我都没有能够回国，主要是等母亲的第二次、第三次检验结果。国内的医生说，等一个半月后，再抽一次骨髓，看一看白血球和癌细胞升降情况，从间隔时间和升降速度就可以判断病情发展趋势，从这一发展趋势又可能推测母亲还有多少时间，是否需要冒险做化疗等等……医生向姐姐和哥哥建议，我现在回去也没有多少作用，不如留在澳洲，必要的时候把两次检查结果拿给那位已经成为我朋友的澳洲专家用澳洲的医学标准判断一下。
那一个月让我知道什么叫度月如年。我只能靠电话和母亲保持联系，可又无法说尽心里的话。据哥哥姐姐说，母亲对自己的病虽然知道一些，但可能仍然不知道最坏的结果。母亲这些天也不再追问自己的病，也安静了很多，只是经常一个人陷入沉思，让哥哥姐姐看着心里难过。
    我有几次想谈母亲的病，并试着安慰她。可是不知道是母亲天生乐观，还是本能的抵抗心理，又或者是她在反过来为我着想，总之，我开口还没有说上两句，母亲竟然反过来开始安慰我，又很快把话题转移到我的家庭上。
    说来说去，母亲最担心的还是儿女，她说我的儿子们还小，我不能说回去就回去，更不要一冲动就辞掉工作。她说，如果我真孝顺，就好好陪伴她的两个孙子长大，她又反复告诫，要教他们学好中文。她说在广州家里的床底下，她保存了一套共二十五本的《中国十大名著》，她希望两个孙子长大后能够看得懂……
    母亲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
    这些日子，我常常陷入迷惘之中，有时觉得母亲得了绝症这件事只是某个医生的误诊，又或者是一场梦。有好几个早上，我从深深的悲伤中惊醒，睁开眼，使劲掐一下自己，觉得好像刚刚做了一场噩梦，于是我冲出卧室，想尽快让自己从噩梦中回到现实，——直到看见桌子上铺满的白血病资料和母亲的化验单才意识到，原来现实正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八月底复查的结果表明，母亲血液中的癌细胞在继续升高，糖尿病也在恶化，无法使用消炎药，使用几个中医药方也没有什么显著疗效，保守疗法已经束手无策。
    我再次来到澳洲白血病专家的家里，给他看了最新的化验数据。我说我马上回去，问他有没有国外的新药可以带回去。他说那只是辅助治疗，或者减轻痛苦的，按照澳洲规定，他不能给我开这些药。不过，他写下了药的名字，让我到香港和北京了解一下是否可以买到。他又谈到，慢性的白血病可以用一些药物抑制，但母亲生的这种白血病只能使用化疗。就她的身体和年岁来说，不做化疗大概半年左右，做了化疗可能多活一段时间，也可能经受不了两个月残酷的化疗——
    这样说我回去也只能陪着母亲等死？我们根本没有胜算？我回去能帮上什么忙，有什么意义？我对已经成为我朋友的澳洲专家大声喊道。
    他微微摇了摇头，示意我冷静，然后盯着我说，不，我可没有说你回去没有什么意义，你可以和你母亲一起去面对白血病和死亡。
    面对死亡？我抗辩道，不，我要战胜死亡。
    战胜死亡？他好像没有听懂，细细品味了这几个字，随即肯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杨先生，你可以回去和你母亲一起去战胜死亡！我绝对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任务。
    这次我反而怔住了。
    这位英格兰裔的血液专家凝视了我一会，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并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和你母亲一起战胜死亡的话，肯定非你莫属。杨先生，我为你母亲祈祷，祝你一路顺风，也祝你母亲一路顺风……
    专家的话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听他的口气，我母亲的病很难痊愈，最终的死亡无法避免，可是他却一本正经地相信我可以和母亲一起战胜死亡，我能不糊涂吗。
    不过，我并没有时间去深思。离开专家的家时，我知道自己留在澳洲的任务已经完成，我要立即飞回母亲的身边。当我决定了飞回母亲身边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只要有我在母亲身边，没有什么是我们克服不了的，癌魔和死亡也会知难而退。
    ***
    得知母亲身患绝症而不得不留在悉尼的时候两个儿子成为我最好的安慰。
    大儿子出生在中国。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正是干劲冲天的时候，经常出差。孩子长到两岁，我和他在一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孩子两岁后，我又到香港工作，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收后，我到美国工作，那时我才有能力带妻儿一起前往。儿子到美国时不到五岁。两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虽然他们在移民归化时都有了比较顺口的英文名字，但这些年我们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小名，大的叫铁蛋，小的叫铜锁。这名字有浓浓的家乡味道，是母亲帮着取的。她说铁蛋可以到处滚动，但却摔不坏。铜锁则是我们家乡农村以前常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锁扣，母亲希望这个锁扣能够锁住生在异乡的儿子的根，期望他不会忘记故乡老家。
    大儿子铁蛋两年前考上了澳大利亚最好的精英中学，至今成绩仍名列前茅。他眉清目秀，外柔内刚，不但是国际象棋好手，也早就是跆拳道黑带高手了。小儿子铜锁生得虎头虎脑，六岁时已经知道各种体育活动项目和形形色色的调皮捣蛋伎俩，经常会在学校弄出一些被罚站的事。在我的印象中，小儿子铜锁身上的擦伤、碰伤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严重时，几乎每两天就要挂一次彩。
    铜锁出生后，我决定亲自照顾他。最初的原因是一时之间请不到合适的保姆，随后就出现了多个原因，例如我已经不忍心把给我带来巨大乐趣的儿子交给保姆抚养，自己却去干那些枯燥的赚钱的工作。接下来两年，我暂时放下工作，和儿子一起度过了两年。
    至今我还认为，这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两年是把小儿子从不会翻身不会笑的婴儿带到会说话，会走路，会到处给我惹麻烦。
    不久前有一次我去应聘一个高级职位，我的丰富多彩的简历显然给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他怀着羡慕的表情问我，干过这么多重要的工作，觉得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哪一个？又是哪一个工作经历让我觉得能够胜任他们正在应聘的工作岗位？我指了指长长的简历中那显然被他忽略了的两年经历：在家带孩子、看书和思考人生。
    那位负责人以为我在调侃他，不解中带点不满。我只向他解释了一半就停了下来，我知道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事实上，我说的是实话。陪伴刚刚出世的小铜锁走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的经历，那两年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这之前我匆匆忙忙走过了差不多一半的人生，自以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跟着人流和时代潮流随波逐流……是新出世的儿子让我暂时停下来的。我停下，怀里抱着稚嫩的儿子，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也开始思考现在。那两年不但改变了我很多想法，也让我理解了自己的父母，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过去和未来。
    那两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的一生从此而改变——我相信，没有亲手为婴儿换尿布、喂孩子吃米糊、让哭闹的小宝贝枕着自己的手臂入睡的男人们，永远搞不清我在说什么....

王子张

两个儿子都感觉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铁蛋已经到了观察父母并对父母保持一定距离的阶段，他不会主动和我交谈，我还是找个机会和他谈起奶奶的病和我即将回去陪伴她的事。向中学二年级的铁蛋解释起来比较容易。他有图书馆和互联网。每当他遇到了不懂的事，他就会立即从互联网上找到答案，如果想进一步深入，他就会从图书馆借一包书回来。比起父母的解释，这个年龄的孩子更相信互联网和图书馆。
    如何向铜锁解释呢？他上小学一年级，似懂非懂。看到我每天愁眉苦脸，也稍微收敛了一点，但也只是外表收敛了而已。有事没事，他都会在我面前转悠，盯着我的脸观察。
    要飞回中国的前几天，我找到机会告诉他，我要回去看你的奶奶。她生病了，很严重，我必须回去为她寻求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我要陪伴她一阵子，我暂时不能和你在一起，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
    奶奶很重要吗？儿子问。铜锁两岁后，我又开始东奔西走，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他显然对我又要离开感到不解和不满。
    铜锁前后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而且是在他一岁的时候，自然没有什么印象，可能也没有什么概念。而且他生在澳洲长在澳洲，他的同学中，几乎没有人是和奶奶一起生活的。
    我想了想，只好这样解释道，你的奶奶就是我的妈妈。我指着妻子告诉他，我的妈妈就像你的妈妈对于你一样重要。
    这一下子铜锁立即明白过来，小脸上出现了“悚然动容”的夸张表情。对于他，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的妈妈更重要的了。他一天不见妈妈就失魂落魄的样子。上幼稚园时，老师讲到孩子长大后都要结婚，离开母亲，男的娶女的，女的嫁男的。当时才三岁的铜锁回来后很郁闷的样子，他怎么也想不通要为一个女人而离开亲爱的妈妈。在我们解释了人长大一定要结婚，要自己建立家庭时，他当即宣称，他长大了就娶妈妈，永远不分。妻子又好气又好笑，解释道，当你长大后，你是不需要母亲为你洗澡、做饭、叠床、为你读书哄你睡觉的……
    可是我出去时，你得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吧。儿子说。
    那时你长大了，就不需要了，再说，妈妈老了，哪里还有力气牵你的手过马路？
    可是——儿子犹豫了一下，说，可你老了，不是需要我来牵你的手过马路吗？
    解释不通后，妻只好说她已经嫁给了我。铜锁当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可以离婚。他说，我们小班（幼稚园）就有三个父母离婚的，他们都和妈妈生活。
    在知道了奶奶对于我的重要性后，六岁的儿子不知道是真理解了我，还是装着理解了我，调皮捣蛋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就在我离开的前一天，他突然问，你的妈妈会死吗？
    我点点头。
    死了又怎么样？儿子一脸好奇地问。
    死亡就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知道，离开了我们，可到哪里去了呢？儿子固执地问。
    我怔了一下，发现六岁的儿子正把我引向我竭力回避的深渊。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死亡的气息。战争片中死亡变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新闻都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死在车轮下，又有多少人从高楼上跳下来，连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也都是被死亡事件串联起来的。那些死亡都是终结和失败的同义词，没有人去更深地追究。
    和六岁的儿子讨论这个问题显然为时尚早，我说，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铜锁眨了眨眼睛，突然问：我的妈妈也会死亡，也会永远离开我吗？
    我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儿子其实并不关心我的妈妈，他只是在关心自己的妈妈。我告诉她，你的妈妈还年轻，又没有生病，当然不会死的。
    是不会死，还是现在不会死？她生病了，她老了，会不会死？儿子稚嫩面孔上流露出的疑惑和害怕霎那间触碰到我心灵深处。
    关于生与死，我自认为一直深有体会和研究。我生命中经历过那几堂生与死的课程深入我心，成为我所受教育中最精华的部分，至今还影响我人生的轨迹。而我也曾经在死亡的阴影下思考和写作……
可是当得知母亲得了白血病后，我心里却一直在回避“死亡”这个阴森可怖的字眼——只因我对死亡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深想……
（4）生与死的第一堂课：产房
    我的母亲于一九五零年参加工作，一直是随州市（原随县）的乡镇医院妇产科医生。我上小学时，母亲在随县草店（公社）和天河口（公社)医院妇产科工作，她是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妇产科医生。那段时间整个公社医院里的婴儿绝大多数都是由她亲自接生的。当时的公社医院，宿舍、门诊、住院部和太平间都在一个大门里，有的相隔也不超过十步，生与死也仿佛只有几步之遥。就在跟着母亲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用自己还没有见过世面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诞生和为数不少的死亡的发生，那是我接受的生与死的第一堂课。
    有时我就在母亲接生的产房外面做作业，冬天时，我可以进入产房里面，和生孩子的产床隔一个布帘。我一边背诵课文，一边听着孕妇吆喝痛哭着生孩子，夹杂着母亲沉着冷静地指挥声：忍住……，提气……，使劲，一、二、三，憋气……突然是一片死亡般的沉寂，这死亡般的寂静有长又短，随即就会有“哇”的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划破这死亡般的寂静，宣布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时和我一起等在外面的家属就会夸张地松一口气，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有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一反常态，变得得意忘形、手舞足蹈起来。我也会停下作业，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当然我也是真心高兴，因为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母亲晚上会炒一个鸡蛋给我吃。这些鸡蛋大多是孕妇的家属硬留下来的，当时生完孩子的孕妇往往要一口气吃掉十七八个糖水煮鸡蛋，说是补充体力，加强营养。我一直对这种提法抱怀疑态度，我认为，那十几个鸡蛋大概是为了填饱刚刚被新出生的婴儿留下的空间。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农村的生活也很艰难，特别是孕妇没有基本的医疗和保健知识，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听到婴儿的哭声和吃到炒鸡蛋。婴儿有些是在难产中夭折，有些则是在孕妇到达医院之前腹中的婴儿就死掉了。虽说婴儿夭折的绝大多数责任在于孕妇，有些孕妇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本不应该生产，母亲也告诫过她们，可是大多数的农村妇女并不听从劝告，把生儿育女当成是神圣的使命，甚至抱着以自己的性命换回儿女的生命。
    母亲的从医经历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因为人为医疗事故而造成婴儿死亡的事件。可是母亲仍然对每一次婴儿夭折都感到耿耿入怀和痛苦不堪。
    母亲几十年接生的经历中，孕妇死在产房的情况也出现过，我就亲眼看到两起，那两起死亡事件也都是因为病人本身的疾病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造成的。死亡般的寂静突然笼罩着产房，左等右等，始终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倒是某个角落里突然传出大人压抑的嘤嘤的哭声。不久就看到农村汉子背着他已经变得软绵绵的妻子的尸体出来，脚步虽然急促却异常沉重，把尸体放在等在外面的板车上，一路哭一路回那个失去了女主人的家。
    更多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山区的农村，由于交通条件和经济情况，很多农妇还是选择在家里生产。农村的接生婆或者赤脚医生能够应付顺产和不太难的难产。如果出现复杂的难产，特别是出现大出血等情况，孕妇会很快陷入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再用板车把孕妇往医院拉是来不及的，往往是派人或者打电话叫公社妇产科医生前往。那些年，公社医院每个星期都有至少一次出诊。母亲行医的几十年里，前后出诊几百次。出诊大多是在山区，黑灯瞎火中翻山越岭，又累又危险，可是如果稍微慢点，孕妇就可能死去，所以每一次母亲都是拼命地赶路。
    回忆当年，退休后的母亲仍然很兴奋。她说，赶山路出诊，就像解放前她的妈妈牵着她跑土匪、跑日本鬼子一样，都是和死亡的赛跑，你慢了一点，一个生命就会被死神夺走。以前是她们自己的生命，后来是孕妇的。母亲说，虽然也有好几次因为赶不到，来不及救治，死神带走了孕妇或者婴儿，但绝大多数都能挽救孕妇和婴儿的生命。
    我问母亲，有多少婴儿经过你的手来到人间。她说记不清了，当初在草店人民公社妇产科医院工作时，负责几十个大队的公社医院，只有她一个是妇产科医生。母亲说，三十六年了，你算一算。我帮她算了一下，发现绝对在一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几百名出诊到山里接生的孩子。
    母亲行医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医疗事故。但也有好几起孕妇因病死亡的事件。至于说到婴儿死亡则比孕妇死亡要多一些。我曾经问母亲，你如何面对那么多的生，又是如何面对那些死亡的。母亲平静地说，只要尽力了，只要拼了命也不让死神把生命从你手里夺走，你就能够平静面对这一切了。
    在我们询问过去时，母亲总会提到一件事。那是发生在极少数孕妇身上的事情，由于孕妇自身身体状况，在生产的过程中，婴儿在前往人间的通道中突然窒息，孕妇也陷入昏迷状态。孕妇和未出生的婴儿都危在旦夕。按照医学准则和道德，在只能救活一个的情况下，都是牺牲婴儿而保全大人。但在这样做前，还是要把家属喊进来告知真相的。有一次，母亲把孕妇的丈夫叫进来，告诉他，为了保住他妻子的命，必须放弃他未出世的儿子。这时，孕妇苏醒过来，听到要牺牲婴儿而救返她的命，那位准母亲突然反应激烈，强烈要求牺牲自己救儿子，甚至在产床上挣扎起来，想要自残——这件事母亲多次讲给我们听。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这种情况已经鲜有发生。
    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曾经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来生，还会去当一名妇产科医生，而且她一直想让我去接她的班，还说我的手指头细而长，如果当接生员，孕妇会少受不少苦的。听得我毛骨悚然。母亲热爱自己的职业，这一点和父亲完全不同，父亲是教师，他反复告诫子女，长大后干什么都可以，不要去教书，更不要去误人子弟。
    母亲也有遗憾，都是和子女有关。由于当妇产科医生根本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所以我们姐弟四个小的时候大多是跟随父亲生活的。父母当时虽然都在一个县城工作，却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在不同公社工作，相隔一百多里，一年却只能在春节等节日时见一两次面。
    母亲最大的遗憾就是发生在我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时我刚刚出生不久，需要母亲照顾，母亲把我留在了身边。可是她却不能不去上班接生。有一次发生了我在婴儿床上差一点被被子窒息的事件，从那以后，母亲不管是在医院产房工作还是出诊到乡下接生，都把我带在身边。
    那次折磨母亲几十年的事件就发生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
    我当时有些发烧，可母亲不得不出诊接生。好在那次路程不远，只有三公里左右。母亲抱着我上路了。半路上不小心踩在一个牛脚洞里（下雨天牛踩出的深洞，孩子恶作剧把上面用树叶盖起来，再撒上一层土，让路人的脚陷进去取乐），摔倒了。母亲摔得不重，但我却飞出了五米之远。母亲爬过去把我抱回来时，发现我虽然呼吸正常，却哭不出来。当时母亲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稍微有些犹豫，一度想把我送回医院。但难产中的孕妇在等待，作为公社唯一的妇产科医生，母亲没有选择折返医院。我不知道是因为受了惊，还是哪里噎住了，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就是哭不出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当母亲接生的那个婴儿被人间的光亮突然吓得哭起来时，我才跟着“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想，那次四个月大的我虽然被摔出了五米之外，由于包得比较厚，加上地上有湿泥，估计没有受什么内伤。可是母亲却不这样想，回到医院后，她就开始感到后怕和自责，又被当时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吓了一下——有一个同事大概是出于关心，告诉母亲，婴儿的脑袋如果受到震荡，往往影响此人一生，而且有些是长大后才慢慢看得出来的，现在的检查都无法查出后遗症。
    这件意外竟然折磨了母亲几十年。记得小时候，凡是发现我有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例如和小朋友打架，又如对年轻的女老师特别感兴趣等等，母亲都会用自责的口气说这可能是那次意外的后遗症。有时我的考试成绩滑落，从全班第一滑到第四第五名，母亲也会可笑地联想到那次意外。甚至在我大学毕业后，由于我总是不安心工作，又喜欢经常换城市和国家住，好像一个无根的浮萍一样到处飘流，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母亲更认定这都是那次她的疏忽造成的。
    起初家里人都不以为然，但母亲说多了，连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怵。后来我在国外详细检查了一下，并做了智商测定，事后医生笑了笑，幽默地告诉我，如果你的脑袋是那次摔伤造成的，那恭喜你了，因为你现在的智商并不低。
    我打电话告诉母亲，别再提几十年前的事，我详细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后遗症。母亲高兴地答应了，喃喃地说，这样她就可以安心睡觉啦。随后她又问起我最近睡眠改善了没有，是否还是黑白颠倒，动不动就失眠。我说还是那个老样子，一天最多睡四个小时，就再也无法睡着了，母亲突然说，她不久前才看到一篇报道，说小时候脑袋受到震荡的，长大后可能有睡眠问题……
    我真把她没有办法。母亲当医生还是很客观和合格的，可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子女，她的医学知识就会悄悄让位给无处不在的母爱。
    ***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在产房里我用自己稚嫩的眼睛亲眼目睹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的诞生和鲜明死亡的降临，不知不觉完成了我生命中关于生与死的第一堂课。
   几十年后，当我的母亲得了白血病，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产房里那生与死的一堂课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眼前也仿佛出现了当年我年轻的母亲在产房里的身影，还有她那指挥若定的样子，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
    母亲一生都在忙着迎接一个个小生命的到来，也从来没有停止与那总想从她手里夺走生命的死神的赛跑……
    如今，那个屡次败在母亲手里的死神此时正悄悄向母亲逼近，而母亲已经年老体衰，我要立即回去她的身边，陪伴她……
（5）世界上最悲伤的那个人
    当我放弃了奔走，带着一颗憔悴的心踏上飞往广州的飞机时，我心里已经非常清楚，母亲被误诊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让母亲不经受什么痛苦的听天由命地活着，还是使用化疗，与母亲体内潜藏的各种病魔作一次生死搏斗，——如果我们赢了，母亲就可以多活几个月甚至几年，可如果失败了，母亲则会在痛苦中提前离开人间。
    飞机上的我感到是那么虚弱和无力，我心里明白，即使在我最充满信心的时候，我也没有丧失理智。我知道，就算我们姐弟的意志再坚强，决心再大，也无力超越医学的限制。所以，我回去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安慰母亲，和她一起面对绝症，面对死亡，可是说到死亡，我即使走再多路，读再多的书，思考更多更深的问题，又能比我六岁的儿子铜锁知道更多的真相吗？
    到达广州后，见到姐姐公司接我的人，我才知道，父亲正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我大惑不解，立即给在湖北照顾母亲的姐姐通电话，质问她，在这个时候，在母亲刚刚确诊出了白血病的时候，为什么让父亲一个人独自到广州来？
    姐姐的解释让我清醒过来，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最近一段时间我忽视了的最重要的事情。姐姐告诉我，母亲虽然对自己的白血病知道一些，但并不相信自己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加上她老人家生性乐观，这些天反而看不出异样。可是爸爸就不同了……
    是的，我忘记了，我本不该忘记的。这些天我被悲伤和痛苦折磨得失去了判断，我忘记了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最痛苦最悲伤的人是我的父亲——一个和母亲牵手走过了银婚、金婚，正朝钻石婚蹒跚而行的老父亲！
    母亲目前正进行一些外围治疗，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反应，可是父亲看到老伴日益消瘦，想到老伴即将离开自己，常常陷入无助和绝望之中。姐姐和哥哥暗中商量，乘我回来的机会，让父亲到广州来接我。让父亲和他最引以为傲的小儿子在一起，借以稍稍转移父亲的注意力。
    ***
    父亲的影子多次出现在我写的小说中，父亲对我们姐弟四人特别是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按照父亲的期望成长起来的。父亲于1928年出生于随县万和镇，我的爷爷有三十亩地，使得他能够到武汉等地求学。解放前夕，他正在武汉国民党的师专读书。国民党撤退时，给学校里每个青年学生发了一张到台湾的通行证。父亲每每回忆起那段时间都长吁短叹，他和另外几位一同出来求学的同乡商量后决定不随国民政府到台湾，三天后，他们在长江边把那张通行证抛进了滚滚东流去的江水里。解放的时候，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教师，历任多所中学校长和万和等地高中的政治和语文教师。
    父亲的苦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爷爷因为拥有三十亩地而被划为地主阶级，父亲作为老师，加上毕业于国民党师范学校的历史，还有很多同学跑到了台湾这层关系，接下来的三十年，父亲一直生活在残酷的现实和比现实更加残酷的精神恐惧之中。
    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时，残酷的现实算是告一段落，按说父亲也该翻身庆解放了，然而，父亲仍然一如既往地生活在颤颤惊惊之中，随时担心还会变天，始终无法从过去的阴影和他脑袋里幻想出的恐惧中走出来。
    有一段时间，每每想起从我记事起父亲的种种窝囊表现，我心中都有一肚子的气。
母亲说父亲原本不是这么窝囊的，她认识他那会，父亲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对个人和民族前途充满了信心，嘴巴一张滔滔不绝，害得没有读过书的母亲崇拜得不得了。解放后，父亲慢慢变了，母亲说，特别是你们相继来到世间，你父亲完全变了。
    父亲对政治敏感，解放后不久，他就比自己同辈知识分子更快地看清了现实。从那时起，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大姐出生后，一直到我长大成人考上大学，父亲和以前判若两人，母亲说在父亲身上她再也看不到以前那个年轻人任何一影子了。
    母亲不说父亲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但我记得清清楚楚。个头比较高的父亲的高傲的头永远压得低低的，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体格魁伟的他在性格上像一个绵羊一样软弱无力，变得毫无脾性。
    一九四九年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几乎都把父亲这种历史有问题家庭出生不好的臭老九卷入进去。但父亲从一开始就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策略。曾经发生造反派伸手还没有打下来，他就抽自己耳刮子的事。至于他在大会和小会上，深刻地揭露自己的反动本质的事，就更是家喻户晓了。那些政治运动积极分子和造反派们看到父亲这个反面教材如此下作的配合他们，倒也没有把父亲怎么样。可是这些事情流传出来，自然让我们后代脸上不好受。我一度认为父亲是胆小鬼，不够勇敢。甚至在青春期发育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产生了对父亲的强烈鄙视。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还发生了一件事，父亲以前的老同学从台湾回来，趾高气扬地，成为人民政府的座上客，指名要见父亲。政府统战部门的人很重视，把父亲找去做了思想工作，还拨钱给他去买一套崭新的衣服换上。最后提醒他，不该说的不要说，祸从口出，听到没有！我们当时都让父亲不要去，就是去，也要实话实说，可是父亲还是在政府同志的领导下，乖乖地去了。回来后，他悄悄地流了眼泪。
    多少年后，我们子女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特别是我自己当了父亲后，我不但理解了父亲，而且开始佩服父亲的勇气和牺牲。原来，和父亲一起参加工作的具有相同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的读书人，由于不够敏感，没有在第一时间认清形势，又不会自保，大多失去了工作，有些还坐过牢。
    父亲说，失去工作，坐牢算得了什么？以我当时的性格，我早就想和那些王八蛋拼了。可是，我不能，我有你们，我不能只为自己。
    父亲说得没有错，那些在运动中受整的老师和地主后代，不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而且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读完高中的，有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虽然这些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最后也都得像父亲一样俯首帖耳，但要就是晚了一点，要就是没有让人看出是从灵魂深处糟蹋自己，都受到了比父亲大得多的冲击。虽然后来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他们的子女永远被耽误了。家乡有好几个和父亲一起出门求学，后来参加工作的长辈，由于被打成右派以及各种原因，他们的子女受到了极大的牵连，后来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再看看我们姐弟四个，虽然由于家庭背景也多少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可个个高中、中专和大学毕业。在我们老家，整个杨家也就是我们一家是这样的。这不能不说是父亲有眼光。他看清楚了那三十年，知道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装孙子才能够幸存下来，子女才能够有父母照顾，有一定生活来源，能够读初中和高中。父亲同样也能够看得更远，他骨子里相信，这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孩子就是一切，而孩子是否掌握了足够他们生存下去的知识，读了足够他们在世上立足的书，才是最重要的。
    改革开放后，父亲本该扬眉吐气了，可是没有想到他老人家却回不过神来。三十年压抑的生活在他身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他至今都常常在睡梦中惊醒，有时甚至泪流满面。他的性格也因为长期的自我压制而有些孤僻，甚至有些怪异，父亲的悲观性格也是那时就定型了的。
    前面提到过我们小时候，父母两人虽然都在一个县里工作，却一直两地分居，直到退休后才住到一起。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两地分居比较普遍，组织上也顾不了那么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原来父亲为了子女，“阴谋”地策划了夫妇两地分居。由于母亲家庭出身好，两人不住一起，也就少受冲击。在父亲遭受连串批斗时，我们就悄悄到母亲那里去，在母亲也受到牵连时，我们又被送到外婆家。想一想，如果大家都住在一起，我们就失去了避难所。
    除了刚出生的两年以及小学时有几年跟在母亲身边外，我大多跟父亲一起生活。他不但教我学习，还影响了我的做人。
    我至今还认为，一路走来，虽然离开父亲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走出父亲对我的影响。父亲的悲剧性格让我从小学会了自我奋斗，发誓要当人上人，不再受小人的欺负和凌辱。
    父亲一直鼓励我们兄弟姐妹到大城市谋生，走得越远越好。九年前当我告诉他我要带全家人到美国时，他虽然舍不得，可是却高兴得不得了。父亲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了如指掌，他认为两千年的政权都如出一辙，保持着中国特色，鲜有改变，就是今天，他也看不到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于父亲来讲，希望在他乡，我这个小儿子走得最远，算是让他如愿以偿了。
    父亲对我的影响也在我性格上留下了烙印，消极的和积极的。青年时的我常常身在人群中却感到莫名的孤独；政治上的过分敏感，往往造成过激；骨子里有些自卑，在和人交往中又常犯多疑的毛病；而且对未来缺乏持之以恒的信心和决心。好在随着年岁的增长，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阅读，让我能够发现父亲对我的消极影响，我也开始逐一检讨了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
    当我提高自身修养，克服性格上的这些缺陷的时候，我发现并发扬了父亲对我的另外一种影响。对政治和社会的敏锐让我不甘堕落，人间的不平路和人世间的不公正让我不会再保持沉默，对弱势和弱小的同情让我哪怕在最孤独的状态下，也感觉到充满力量。对爱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社会不公的厌恶让我这些年活得越来越充实，我认为这些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几年前我开始写小说，虽然我写小说主要是为了探索自己的心路历程，对名利无所求，然而，我心里一直暗中希望有一个人能为我喝彩。我盼望他的理解，希望他为我骄傲……
    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也就是从小影响我，造就了我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性格的父亲。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却坚决反对我写书，而且说出了重话。
（6）父与子：过去与未来
    去年的父亲节时，我从海外打电话向父亲问安。父亲说他一切都好，随后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看了你的书，我很担心，担心得睡不着觉。你难道不可以写点别的，一定要写现实、写政治，还要触动一些当权的人物吗……
    我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我想让父亲明白，我写这些东西，正是为了他，为了父亲这样的人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为避免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尽我的微薄之力。
    父亲说他不想讲大道理，也顾不上其他人，他只想让自己的后代平安就好了，这是他一生的目标，也是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最后他说，记住，胳膊扭不过大腿。
    我的失望和烦躁可想而知。当天晚上，我写了《父与子：过去与未来》这篇散文。现在稍作修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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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为了子女受尽了苦难，现在虽然苦尽甘来，但他却仍然陷入过去而无法自拔。父亲认为，对中国的统治者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历史走不出恶性循环，历史上发生过的还会不停重复，灾难还有一天会降临。他希望儿女能够远走高飞，如果能把下一代送到海外，他就安心了，他说，走得远远的，那就是对他的孝顺。
    主要是受父亲这一思想的影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在大儿子四岁多时我就把全家带到了美国，小儿子在国外出生。这下，父亲该松一口气了。

admin

呵呵，好长。但是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