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危机感这回事（体制内外的感受）

Joseph

原文发表于个人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1&lang=en_US#rd

同事们一起开会，讨论职业发展和危机。

一个年青一些的同事说，她感受到了现在大行情的萧条，所以更希望的是跟老师傅们一起把手头的工作经验学好。

她的潜台词，是年青没有经验就更容易在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同事，她处处都希望表达清楚她对事务的观感，也希望能够系统梳理她在职业发展中的机会和挑战。

看著这个年纪比我女儿大不太多的姑娘，我真是仔细的思考了一阵子，决定还是像对女儿那样保持沉默。这样的做法，更多是给他们这些在职业上在人生目标上尚且有很多回旋余地的人保留出他们探索的空间。打个比方说，这是看过剧集以后不给后来想要补课的观众透露剧情。

这一篇，自然也不会是剧透文。但是我却想从读书的感受角度给年青的同行们一些参考，只是说一说人在面临一些职业发展机遇和变化时常常会有的情绪波动。

跟现在仍处于国企之中的同事不同，我差不多是在江湖上飘了近二十年，所以要是说职业危机感他们是很难有我这种直接的敏锐的。这是因为，很大程度——如果不是百分之一百——国企并没有裁员的习惯，最多也就是转岗、待岗、降薪这一类。很多没有离开体制的人可能会误以为“待岗”跟“待业”是同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却不知道前者只是被动的等待食物再分配的宠物，而后者却是恶狼、困兽的相彷。我不是说外部的情况，而是当事人本身的心理感受是有着这种奇怪的反差的。

一个特别的例子，转战了四五家私营的中外公司的朋友，他的积蓄应该是早就不必再在这个圈子里看老板和甲方的颜色来决定自己的行止了，他好像也在无业状态止待了将近两年，仍然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把他的时间填满。另外一些在体制外边的同行，我听说有些人最近可能发出去高达一二百份儿简历，甚至是包括那些并没被公司裁撤的员工也会融入面试大军以规避未来职业风险。

他们的焦虑感，常常是比例更大的体制内同行们无法切身感受的。

就我来说，自从开始疫情消息，就一直屏蔽很多新闻，专注于本行业猎头招聘的发布，细致分析整体人力市场的真实需求趋势。而在国企的大多数同事在新闻涉猎上，在我看起来，仍然是国际、社会、体育、科技样样俱全，他们周末的锻炼或者消闲活动也没有任何变动。某种程度来说，前者这一小群是随时准备著为了未来去拚命的过度亢奋，后者这更主流的一群则可能只能相对被动的等待政策干扰到他这个具体的个人。这也就是我瞎举例子说前者像野兽而后者像宠物的原因，倒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贬损之意。

这一次新冠疫情带来的油价直接波动并不是本质，而是人们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里给油气行业预留的空间会让每一个会快速被影响人群中的个体产生一种类似动物本能式的神经反射。

跟我的年青同事的感受有很大差异，在这一波裁员中，我看到了大批的中年前同事离职。我相信新毕业生能够入职的窗口肯定被压缩到了极致，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经验的同行们在出口一端排起了长队。

差不多是五月以来，我在LinkedIn上不到一千个同行中突然出现了四十到五十个人在跟前雇主或者前同事道别，而选择沉默的另一些同事中我也侧面听说了有人离开他的原公司。

尽管很多人都能够在被迫离开的时候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体面，但是这就像和平分手的婚姻也会在当事人心里留下伤痕一样，“我们笑著分了手，相约再见，却都在心里盼望著再也不要相见。”不是对方真的有那么糟糕，而是自己这一段经历好像无论如何去辩驳去修饰也是一种被否定的状态。——跟婚姻不同，对面是一个更为冷漠的群体，一个“法人”，它不具备法律之外的任何人格化成份，也无从提供某些对等的损失来形成心理补偿。

我在大学时代，读过一本桥田寿贺子的剧本《大家族》，女主角春菜（はるな）在准备去当“奥さん”时候被女上司叫去（时间间隔太久，事实上我除去女主角就还记得女主角的公公叫做健太，女主的儿子因此就叫做健太郎；这个女上司这样的配角我如果不是再特意去找原书肯定也是无论如何再不会想起名字了）提醒她找到结婚对象有多么重要，——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并不是恋爱结合，而是按照作者写作时代的更多数为相亲婚姻，——“不要留恋公司（会社）。公司是什么？它能给你什么？”这一句特别激烈的言辞虽然是后来女主角用整部剧去对抗的“女性只能选择家庭或只能选择职业”观念，强化出家庭事业平衡的勇敢平凡的春菜，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抒写了作者对于这个职场情况的直接感受。

这种感受，我是进入“私企江湖”以后才渐渐理解。这也是当时单纯为了学日译而阅读的一本在中国完全无名的作品中一句台词渐渐从众多书籍中浮现出来的原因罢。

对公司的期望，按照那位不记得名字、言辞犀利的女主管所说，总有一天会落空。在表达这种对于职业的失望时，她本人其实还在工作状态，还在公司内。她的一个潜台词好像是：“我的优秀足以找到合适的生活伴侣，只是选择职业发展才让我无法脱身。然而公司只是一个工作的环境，不会成为我生活的伴侣。”我对这一点，是不太同意的，就像作者试图通过春菜表达的那样，对于自己应该期望的东西要更加努力去争取。

但是对于公司，我们到底应该寄托什么目标在它身上，应该做多高程度的投入？这的确是一个不好整齐划一答案的问题，牵连到每个人的价值定位原则，因为这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一部分生活细节，所以那种寄希望用集体价值取代个人价值的统一思想也许对于一部分体制内同行是有用的，而另一部分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的意愿——这种人随著世代更替而变得比例逐年提高——强烈到他们至少希望不破坏集体利益基本架构的情况下保留给自己更多更大的空间。

在公司不承担近乎家族庇护义务（这种情况下，公司领导的位置近乎封建家长）或者不充分承担近乎家族庇护义务的情况下，个人才可能在对公司的期望方面有足够程度的降低。这就像我们很多人一遇到市场紊乱就希望主管部门来干预一样，就算是那些琐碎根本不是主管部门的义务他们还是对主管部门寄予近乎完全的期望，一种类似儿童对于父母、祖父母的期望一样，好像主管部门应该是思虑万全而且道德崇高的人一样。这样的期望，本质上来说，是依赖，而且是一种从婴幼儿时期延续过来的情绪依赖。把这种依赖外化成期望的过程，也导致了我们更进一步交出自己对自己的控制权：反正这些事情我也决定不了，反正这些事情都是领导说了算，反正这些事情都有政策规定，.......。一连串的反正就像挡箭牌和遮羞布一样屏蔽了我们对自身的义务和权利区划。

即使没有那么强烈的职业危机感的人也多半都有更多对于主管们的抱怨，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对于主管们的期望常常饱含远超过我这样的江湖混混儿的认同和依赖，他们把社会公平性和个人价值发挥也寄托于他们，因而会在他们达不到自己期望时产生更为强烈的情绪。我遇到过一些情绪管理很差的国企领导和国企员工。他们经常会一方面承受来自比他们层级更高的人群的情绪发泄，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情绪进一步向比他们层级更低的人群倾倒。这一过程，让他们更强烈的产生了层级更高的人群对他们的主宰感，也强化出他们可以无原则无规则无尺度的影响层级更低的人群。如果这个特征延续到所谓“单位（类家族庇护体系）”之外，情绪的失控和外化的宣泄就更加普遍，所谓的甲方要“五彩斑斓的黑”这样的调侃为何能成为大家广泛的共识，本质上来说也是基于“你已经是别人家的孩子，还凑巧比我层级低”这样的思路概念转换之后得到。他们会把他们经历的这些心理过程都当成自己付出的成本，而这些成本的回收却都需要寄希望于他们的主管们。（我们说过，这里不讨论更大框架，只是谈心理感受层面的东西，不涉及灰色收益或者其它违法犯罪的情形。）然后，他们就像封建家族体系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那样的报复社会心态去转嫁他们的心理成本，将他们的遭遇向更低层级去做回收。

所以，说实话，我不认为体制内真的会比体制外的职业危机感低，我认为那是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分支和自循环结构。简单点儿说：私营公司制度内，你能给公司带来的现金流或者利润是你在公司框架内生存的基础；体制内的话，主管领导们虽然没有裁撤员工的权利却有闲置员工的权利，他们通常不是私营公司那样选择驱逐不适合的员工，而是直接在“家族”内剥夺其发展空间和自身尊严。

只是需要明确的关键在于：如果社会的整体流动性增大，“家族”庇护权的实用价值就会缩小，这也是那些年从企事业单位向私营公司流动增大的原因；而当社会的整体流动性开始放缓或者萎缩，“家族”庇护权的实用价值就会放大，这也是这些年渐渐“国考”转热的一个基础。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份庇护带来的实用价值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个人化的评估，所以每个人的倾向性仍然无法用群体态度去预估——尤其是在越来越趋于个人化思考的世代在迅速成为职场主体的阶段。

如果还不好感受，我建议看看巴金写的《秋》，如果把主角类比成一个部门级主管，他需要考虑的全部家族运行情况，需要考虑各种平行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合作，甚至他弟弟们的外逃也可以理解为自己势力方向的人才外流，那么他的苦闷就真的距离现在很多体制内主管不那么遥远了，即使是他生活在距离我们一百年之前的封建家族势力残留浓重的年代。不必读很细，也能品得到本性善良的主管们那种无法言传的苦涩。

石油KING

不管体制内外，都有这种危机感

无柳鹤

深度好文

what

的确如此，同感，对于行业寒冬，体制外的感到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