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书只是帮你更加正确

Joseph

【原文发表在微信公众号“谈读书的Joseph”：https://mp.weixin.qq.com/s/Qa-lWXsAO8XvXsBB6y_iwg】

读书，真的是要帮助我们更加正确吗？

即使是法国大革命先驱三杰，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也在价值观上极度对立， 你读他们的书却不是为了与其它几位思想大家去对抗，而是汲取他们思想中那些值得你去理解的闪光。

如果各位愿意，也可以到“知乎”、“豆瓣”等等地方去看看，越是在读相同的书、看相同的电影，观点上的差异好像也越容易被放大到互不相容。那么。为什么大家读书都开始站在同一个高度之后并没有降低生存中的矛盾呢？我需要在这里提前跟各位引申一句：为什么欧洲当初用基督教统一了欧洲仍然不能阻隔族群之间的战争？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两个大国都加入了共产主义却抵牾更多，甚至都需要拉拢敌对阵营的国家来抗衡？......

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的更深入方向，关于正确的相对性的理解问题。

一旦大家都开始统一信仰、走向“正确”，个体之间的比较就从原来的意识对立向相同方向的“谁更正确”、“谁更纯洁”转化。这是因为，无论怎样的思想都无法在每个人的理解上达到完全的重合，势必首先会出现优势解读者和劣势解读者之间的差异。如果时间可以更拉长，这种思考差异就会在优势派内部继续分化，出现不同方向解读的“派别”，各有依据各有深入思考的思想体系内部对抗就升级到高度了——类似基督教各派、伊斯兰教各派、佛教各宗等等。这是各种宗教信仰进入世俗化必然面临的问题，越大的、在历史上积淀越长久的信仰团体，这种内部派别林立的情况就越为剧烈，。进而就出现了政治引入到思想、信仰中的拉派结盟式对抗，再继续升级出来各种复杂的变种，信仰内矛盾一时超越信仰外矛盾的情况也就因之而生。

我很少看“知乎”、“豆瓣”，大半原因倒不是自己超脱，而是足够老，——在我强烈吸收知识的年纪中国的互联网还处于婴儿阶段，更多的信息和知识普及还需要直接借助于书籍阅读。但是我也同样遭遇过各种历史爱好者、哲学爱好者讨论团体内的“杠精学院”高材生：他们好像无时无刻不处于辩论赛状态，他们为了强化自己的正确而差异化自己与别人的区别并优势化自己的取向的思路并不出于读者心态，而是单纯的竞争心态。据我所知，——极为有限的知道，——知乎和豆瓣上这种“文人相轻”的情况只有比我大学时代更加严重、更加赤裸。

就比如读《明史》，大学时买不起这种大部头，只读了《明通鉴》和一些演义、个别人的零碎笔记。谈成祖靖难的观点难免有些局限。总是被耻笑为“读一遍秽史也来瞎犟”，大抵他们读书都是极为丰富极为深入的，一下子就把几个关键点给咬出来了，还要我回头再去各大书店（那个时候很多书店还不是现在常见的开放式的，还需要厚着脸皮跟营业员要过样书来，甚至不等读完就会被抢回去）费劲儿找他提及的那些素材。一直到有位前辈提醒：“他们一本书其实也没通读过，他们只是看一下史学杂志剽来那么三五段。”“哦？”“这有啥可吃惊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一点，我后来读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最初是董乐山译本，后来才因英文有点进境读了原作）在后记就特意指出他并未依据前人研究而是完全根据第三帝国遗落在美国的基础素材之节略而成。“He (Craig) regretted that I had not read the book of an obscure German historian. The fact that the book was based not on what other historians had written but on original sources—captured secret German documents—did not impress him, if he noticed it.”类似的慨叹，俄国一位军事史研究人员维克多-苏沃罗夫（Vicktor Suvorov）在他研究二战时也曾经发出过，因为俄国继承了美国没有捕获的另一些第三帝国的文件材料（也是以吨来计量的）。

这是一种勇气也好，这只是作为爱好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敲门砖也好，都在告诉我一个事实：历史并非只有一个惟一正确解读方式。其实历史也一直都不是正确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领域，很多事件不仅仅是记载上存在各种矛盾，同一个行为在不同史家和不同角度看起来也都是不一样的。

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在中国历史中基本上观点都确定了的：项羽摆鸿门宴，却没有杀刘邦。这个行为，当然从权谋视角来看就是愚蠢。但是更应该看到的还有项羽曾经抓到过刘邦的爸爸、妻子、儿女却没有用作人质相要挟。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是秦之前楚将之后，还残存著某些贵族精神；这种东西到了市井之徒刘老三这里（刘邦名季，邦似乎是后来改的名字）都如狗屁一般。虽然胜败已经确定，但是贵族精神到底重要不重要呢？如果在刘邦这一朝似乎也没有太大意思，但是到了他儿子刘盈那一朝似乎就该希望自己的母亲吕雉有这种起码的尊重意识了；如果算到汉献帝刘协仍是他刘老三的后人，则针对各种权臣是肯定希望能够大家都有个起码的作贵族的尊严而不可得了。重要不重要呢？让无关痛痒的后人去凭吊，诗词歌赋写过、论文观点发表，自然都可以从所谓后来的追述的价值去品评。但是让当事人来看，则极有可能各人有个人的味道。曹魏如何欺凌刘协，司马就如何欺凌曹芳。如果有人针对这一点追思在昔，当知孔夫子痛嚷楚用八佾是在心中哀叹：华夏所失、盖非其鹿，天下共逐、至于末流，再无文化根本矣！是耶？非耶？岂可用一二言“赞论”盖棺为定。

很多时候，比起正确，我们读书，宁可多问、多思、多容、多疑，更加需要的恰是“不苛求正确的惟一”。

Joseph

我周围有些人会习惯“听书”，又或者是加入各种读书会、书友会，听一下或者看一下书评。大概在大学时代，我的确是根据书本的前言后记之类的东西来判断是否要买一本书的。因为在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大部分书店都仍是柜台销售，基本上没有开放式书店，问售货员要一本书她都懒得理你，所以想要快速决策是不是购买真的需要三两分钟内翻个大概的话也只能依靠平日看报刊有所提及或者直接阅读前言。但是进入网络时代，至少二〇〇〇年以后，小城市的新旧书店也都开始普遍采用开放式销售，这种依赖前言和后记决定买书的模式在我已经作古，更不用说还要依赖一个“网红”推荐。

我也看到过有朋友转发这类推荐，现在一般都是视频性质的了，一个中年人带着一脸睿智的浅笑侃侃而谈。但是我一听到诸如“本年度最值得”、“绝对是”等等词句的时候就会联想起“孝敬爸妈，脑白金”还有动画小人抽搐一样的热舞。

读书会、书友会有了出版商的介入，也就是利益相关联，那么推荐变成广告也就势在必行。以前的前言写出来有偏颇也是常见的情况，但是很少出现广告性用语，对应到作品的评价也更多希望是采用一个历史纵深去说明阅读价值。可能新书是无从在这个角度立足的罢，广告词用得比电视广告还要夸张和极致，每周推荐可能都是“最值”和“绝对”的修饰。真的是遮羞布都不用，未免有点贻笑大方了。

就说诺贝尔奖，每年选一个，很多奖后来的角度看起来就很有问题。有些是错过了一些优秀作家，更多则是选择了未必足够优秀的作家。这种文学奖，还是经历过一段时间积淀以后的评选，多年下来还存在诸多可笑的遗漏。就举一个简单事实：1921年法国小说家法郎士以《苔依丝》、1925年萧伯纳以《贞德》荣登诺奖宝座，跟他同时代的两位大家，法国的普鲁斯特和英国（更准确说是独立前的爱尔兰）的乔伊斯则并未入围。甚至赛珍珠的《大地》都可以在诺奖评委那里拿到高分，而很多更加内视的后来被认为文学方向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些作品则持续被忽略，这表明了该奖的筛选原则中有对传统对人文环境的倾向，也导致了超过半数的诺奖得主的作品最后被埋没。

与此类似，但是更加年度化评选的是奥斯卡电影学院奖，一九九四年就被很多人诟病，因为从后来回看来说《阿甘正传》是不是该年度最值得褒奖的作品是非常成问题的。

这种评奖或者上榜作品到底是不是足够优秀，足够到我们花费精力去投入，把我们并不充裕的生命消耗到上面。不同时间段上我们的评价会发生改变，就像很多人对一九九四年奥斯卡的感受一样。这个问题就会更加凸显。

其实，畅销书榜单，我也曾经购买过一些，例如《饥饿游戏》系列、《暮光之城》系列、《冰与火之歌》系列、《三体》系列等等。大概水平跟古龙、琼瑶、金庸等在七十年代的程度类似，其价值也类似。如果从人的思考深度角度来统计，自然是浅表性思考为主体，所以能够顺应浅表性思考的读物也更容易畅销。这种畅销书后来自然会称为“经典”的同时可能也维持在流俗层面，就像《封神演义》也可以算经典，自有其存世价值，也是后来从事这个方向的人可以借鉴的。但是大量此类重复阅读，消耗了很多业余时间的代价值不值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不同的人在这一点上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

除去打榜这个属于从众习惯问题，另一个就是读的精度和深度方向问题了。这部分的问题常常更多更大一些。

一本书，怎么算是读过？其实这是极为难用词句衡量的。

给诸位举一个小说的例子：我曾经“读过”《生活与命运》（Life and Fate, Robert Chandler英译本），也是继《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第二个完整通过英文阅读的俄国名著。但是却不敢说是“读过”，因为其中很多记忆犹新的片段都没有那么准确去思考和掌握，作者在不完整的故事内给我们展示的那些冲突我也不敢说自己都已经理解，——跟《安娜》还不太一样，托尔斯泰我还是读过至少三个中译本之后才读的英文本，有些句子甚至不需要细看都能想起不同中译本的表达——曾经是希望隔年再完整重读一次，尤其攻克一些第一次阅读追故事情节而比较粗疏的段落。这样粗疏的翻了一遍自己喜欢的作者的关键著作，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读过。类似翻了却没有读过的书我手边有一大堆，甚至于我经常翻阅的《资治通鉴》、《汉书》、《古拉格群岛》、《堂吉诃德》在我看来都不算“读过”。

这种情况，在一些读者那里，就是读过了。这类读者有时候一个月可以读十几本书到几十本书，而且很多也是读书会比较推荐的速读方式执行出来的，他们这些读书人之间会讨论的更多不是感受而是对于读书印记的保留，类似有些人旅游就是为了拍照给别人炫耀一样。

还有哲学类书籍，小时候看是一种勇敢，等到中年再读多半都是胆怯，至于说算不算读过，我觉得没有刺激我产生发疯一样的感觉就很难说是处于阅读哲学书籍的状态，自己读而一过却没有仔细记录所思想来读也是空读了，而记录到后来如果不思考整理成一个自己的系统也还是茫然未有所致。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

这是《庄子》中关于音乐（天籁）的比喻，颇有拾孔夫子闻韶而不知肉味之嫌。但是，我倒是很喜欢“吾丧我”的比喻，尤其是每次读哲学书的那种扒皮剔骨一般从里到外的洗刷感。至于说“读过”则自然尤有不殆之可言。

另外很多知识类、工具类书籍，读过也常常只是入门或者窥见一斑，离真正的理解和熟练应用尚需实际操练和经验总结，甚至有些书十年、二十年而不敢说自己算是读过者——也算另一渠道与哲学暗通。

据我小时候日文课本所说，在日本有专门的每年莎士比亚阅读者联谊活动，与会者自然是莎剧熟读之人，仍然每年每年可以参照出新的感受，恐让他们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则又难过了我这种半瓶醋。

如果看看照片、看看旅游攻略不算是旅游和度假至少还是一种现实的消遣，那么很多人的读书好像也不算是那么不堪。即，单纯娱乐角度去思考读书我不认为是一桩讨厌的事情。我所厌恶者，是有些人明明自己没有读过却偏偏要用所谓的读过去贬损其他承认未读过的人群：你所骄傲者并非你所有，说是狐假虎威也对不起狐狸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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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我们还需要再绕回来问另外一句话：吾辈之于中华文化到底希望传承一些什么？仅仅是对其正确理解的靠拢吗？

诚然，大部分推荐书目属于快消型阅读品：各种管理学实操性读物，各种社评性读物，各种软硬技巧训练读物，还有固定的情爱、悬疑、励志小说等等等等。从商业角度来说，也没有预期这类读物在市场上做成一个长期延续，只是碰巧《人性的弱点》之类渐渐拉长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的对书籍“正确解和惟一解”方式去品评导致了我们越发严重的单线条思考。

包括我们曾经对于《四书五经》、《内经》、《红楼》等的过度解读，也包括曾经对一些新作品的过度解读都有著类似思路作为导向。——注意：我并非说国外组织莎学就不是过度解读，而是我们曾经一度在解读中强调惟一方向。以《四书》为例，本来也只是中国先秦到汉众多思想之一脉，一再抬高之后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至高所在，到了朱熹时代甚至把解释也要定义出最高峰——这就有点儿中世纪时代教廷垄断《圣经》解释权一样的意思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西方人类的思想发展历程都是接近的：先是信仰体系的统一，然后争夺解释权的至高点，进而分化为多个体系，随后开始个人解读阶段。也许，我们正渐渐从向同一个读书目标去跃进而渐渐需要转化成每个人对于自己喜爱的书籍产生个人化解读权的阶段了。但是，个人化解读者们仍然如同当年的“秀才”帮助别人讲解经典的套路一样——也如同天主教神甫讲经一样——要强调自身的解读之至高意义，甚至可能仍然在幻想著可以拿到朱熹那样的至高地位。这可能也另一个角度导致读书界（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族群的话）观点攻喧极为严厉的原因之一罢。

我们对于这个阶段，对于目前的思想乱象，最可行的态度其实应该是理解。“城头变幻大王旗”对我们民族来说其实也经历了不止一次。虽然思想界里观点爆炸、百花齐放的事情我们民族相对经验是匮乏一些，但是也有战国、民初这样的思想多元时代的洗礼，那样的民族思想菁英们互相剑拔弩张甚至赤膊上阵在后来留给我们整个民族的却是难得的接近解决民族思想性问题的可能。人民也可以藉由这种洗礼深刻认识到每一个思想家的优势和局限，更直接在自己的选择上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思辨习惯。

“对于堕落的民族而言，他们用毫无生气的双手紧抓住祖先遗留的财富，完全没有继承积极进取的精神，无法用来创造或增进这笔神圣遗产。他们虽也从事阅读、赞美跟编纂，怠惰的灵魂没有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十个世纪的变革之中，没有找到一项发明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尊严或是增进人类的福利，也没有在古代的思辨体系中增加新的观念。一代接一代培养耐性的门徒，轮番成为世代那些思想僵化毫无创意的腐儒。没有一篇历史、哲学或文学作品能出于特定的风格或情趣、原创的想象甚或高明的模仿所表现的美感，因而逃脱被人遗忘的命运。”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吉林文艺本）五卷五十三章十二节中点评希腊文化之没落

吉本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在所有追求积极和沉思的生活之中，是人类奋发图强和自我改进最大的动力来源。......希腊人独立于宇宙之间，自满的傲慢心态不因外族的优势而有所收敛，没有竞争者可以对他们进行鞭策，没有评判员可以裁定胜利的归属，因而他们在比赛之中显得毫无生气，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何其痛哉！这些话大约一七八〇年附近写的，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当此时也，中国的大皇帝陛下根据中国传统的过寿逢九习俗张罗著他盛大的七十整寿，乾嘉学派渐渐在在文字狱重压之下觅得个“诂音训声、瓜剖釽析”的途径。文化之扭折几若数万里外吉本亲见一般，如果他没有点名说他写的是一个八百余年前的希腊。

这样看来，我们对于历史之重复——也即某些人口中之周期律——更应该警惕的并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倒是应该考虑如此一代一代的传承之间我们是在继承我们民族优良的文化还是继承我们民族的没落颓败了罢？

近些时日，我听一些评书。袁阔成《三国》是幼时最爱，但是此次重新听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这“天下第一才子书”其实真的是不该被胡适等作为贡品献祭于中国文化脉络的。第一步的理由简单：反复的政治低幼化。

举一个例子（仅说演义故事，并非针对史事）：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帮助刘备赚取荆襄九郡，大抵都是靠聪明去骗夺友军机会。说书人说到这里和作者写到这里都是得意洋洋，甚至还显然是要进一步“赚一个孙夫人”回家的俗谚也就此展开。这并不是政治家的胸怀气度，反而是酸腐文人墨客们喜爱的故旧相传把戏——类似单口相声《官场斗》一般——把生死之争儿戏化和粗鄙化之余还增加了反复想要互相蹭便宜的调侃。鲁迅评三国也忍不住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是对于这种失真的本韵所在似乎未能深为挖掘，更未能把后来小说当有进益处对比此书而更做一番劝谕。

如果可以进一步，则大略追思金庸诸小说至近来《诛仙》、《庆余年》、《琅琊榜》等等，如果仔细想一下，也都是从一个小人物入，然后好像各种励志加奇遇逐步走到意淫之巅峰，愈是未能实现自己平生抱负者愈希望透过这种代入感来寄望他人能够代替自己实现某种目标感。当然，从市场来说，我前面也提到的，这是长盛不衰的一个通俗小说题材。只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明确一下《三国》等“古典名著”本身“通俗演义”的性质及内涵，让它们跟它们的同伴们《小八义》、《童林传》、《庆余年》、《回到明朝当王爷》等等和谐相戏；而不是把它们高高挂在我们文化因循的顶端，仿佛高峰只有这种惟一正确的奇怪意境。——至少按有些叫爱德华的历史学家的看法，这种高峰的高度显然跟三千五百来年考古和文字记载可以证明的文明脉略不太融洽，更像是一场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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