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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解体看民主实质与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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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3-25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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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09-8-13 16:41: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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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帖子中一位网友的发言涉及到了由小平同志推动的83年历史决议究竟是在维护党的利益还是在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对中国问题一种非常理性的思考。即为什么小平同志在历史决议文件中将维护党在人民中的威望立于最高地位的思考。毋庸讳言,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大概会把小平同志这种考虑简单的归纳于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但现实告诉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此,我们不妨从前苏联的解体中去寻找一下答案。

    1985年3月,在疾病缠身、无所作为的老人契尔年科辞世后, 苏共把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推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而当时的苏联经济,在与西方阵营长期的军事对峙之后,显得疲弱不堪。为了迅速恢复苏联经济,缩小与西方国家经济越来越大的差距。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从1985年到1988年的三年中,苏联打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经济的禁锢,和同时期的中国一样,艰难的走上了经济体制转型之路。

    但不幸的是,苏联的经济改革虽然打破了绝对公有制主体经济的枷锁,却在计划经济体制这个马列主义最基本理论面前畏缩不前。在经典马列主义著作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主体经济一直以来被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两个基本支柱。但这个存在于理论上的原则,却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证明其具有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改革无疑更为彻底,更为激进,中国的无产阶级理论指导牢牢把握住了马列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即马列哲学的方法论,破除了马列主义教条的捆绑。通过实践,确立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同时在苏联,马列主义原则确成为苏联改革无法逾越的瓶颈,直到1988年,苏联的经济改革彻底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导致政策上不能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枷锁,使经济改革出台的一些政策得不到落实,甚至无法落实。

    二,过于注重工业重工业的经济发展,使原本就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变得更加失衡。

    这里有必要对第一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做一个特别的说明。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无疑走在了前面,无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新,还是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个问题的阐述上。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马列主义的活学活用,以及对实践主导地位的尊重。

    面对88年以后苏联的经济改革困境。作为改革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不是更深入的去理解马列主义在经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而是对马列主义本身产生了怀疑。并将经济改革的停滞不前归罪于政治体制的制约。并于同期将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以1988年为分界线,有几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第一个是当时作为政府第二把手的苏共组织部部长的历加乔夫。其次是在当时实际掌管苏联宣传机器的雅科夫列夫,此人是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其实也就是现实中被人们赋予“精英”角色的一类人。另一个是以“西方民主,激进民主,彻底放弃马列主义,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等激进口号著称的叶利钦。

    在这三人中,历加乔夫无疑是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在85年到88年三年中成为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最得力的助手。但如前所述,经济改革陷入困境导致戈尔巴乔夫自身对马列主义产生怀疑,在困难面前,逐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开始从内心深处向西方靠拢,这也最终导致了历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分裂。而同期,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的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雅科夫列夫将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问题推到舆论界。也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默许下,舆论通过彻底否定斯大林直至列宁最终将矛头指向了苏共当局执政的正当性。这大大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预料,在1991年迅速将雅科夫列夫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可惜为时已晚,另一个曾经被戈尔巴乔夫视为左右手的人,叶利钦利用苏联改革的失败以及舆论的攻势。在1991年,彻底推翻了苏共政权。把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共产党推入了自己为自己掘好的坟墓中。

    毋庸置疑,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雅科夫列夫,甚至是叶利钦,都必须承认他们是爱国的。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当初的预料,可以说对马列主义信念的丧失以及对民主的错误理解才是造成了这一系列后果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从1985年开始执政,到1991年下台,经历了三次根本性转变。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有一节的标题是:“向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在这时,他还是一位忠诚的马列主义者,而在1988年7月苏共召开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于同期宣称列宁“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以至到了1990年提出要“彻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标志其彻底背叛马列主义。

    不得不提的是在对于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同样也能找到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变的轨迹。从上台初的,“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方针得到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支持”到后期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提出的“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乃至最后默认对列宁的攻击和诽谤,正是其思想转折的体现。

    而对于叶利钦,其思想的转变已经无从考察,但对待“民主”的态度确实实实在在且毫不掩饰。1990年1月,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苏联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这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民主纲领派"公开提出苏共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把苏共建设成社会党的思想主张。

    而这一切,同叶利钦的“民主”思维是相通的。1987年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叶利钦在未得到戈尔巴乔夫允许的情况下起立发言,他先是抱怨俄罗斯人民低下的生活水准,继而说出了一段著名的话:“同志们,我发现我很难向一名工人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统治了这个国家70年,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水平线上——香肠里的淀粉总是比肉多。”

    就是这么一位对集权专制制度大声说不的人,一位憧憬“民主”俄罗斯的人,却在1993年10月炮轰了议会。这时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对民主的理解,如他说的:“体制曾经改变了我。现在是我改变体制的时候了。”那么,这种民主,已经脱离了民主的本质,已经成为量化了的民主。是民主的躯壳,不是民主的核心,是西方国家让俄罗斯人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确无法把握的民主。

    其实,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他们都没能理解民主的实质,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与其是相信民主,不如说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能解决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而对叶利钦而言,民主就是西方人有的且“我也要得到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真的只有西方人才有吗?回答这个问题,对叶利钦而言是无意义的,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应该回过头去,重新审视马列主义,只要重拾自己的信念。民主,人人都能拥有。

    民主,何尝不是一种信念,他根本就超越了民主制度,是人类内心深处从不曾丢失过的对自由与解放的渴望,是人类对文明的不懈追求。这个信念同马列主义信念一脉相承。当共产党员坚持了这种信念,就能克服现实中的困难,纠正错误,也正是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种信念的坚持,使他们坚信,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维护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就是为了继续引领人民实现自由与解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理想。这根本不同于西方社会展示给我们的民主外壳,而是实实在在民主的实质。这个实质没有国界,没有制度之分,没有意识形态的隔阂。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为之奋斗一生,我们将继续为之奋斗,对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追求不息,对真正的民主之追求就永远不会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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