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最近写信,念叨她遇到的职场困境。老实说,我感觉自己未必能帮上忙,但还是非常仔细的反复看了她的来信。事情也不复杂——当然在当事人心目中是很复杂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偏差——总不过就是职场上人际关系越来越失控的纠纷。
我最初也想帮她梳理其中的脉络,后来则选择直接告诉她我对于这类事情为何会免疫。
在具体事务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清晰牵引着的恶兽。如果不想自己维持在原生家庭带来的思维定势框架下,最需要的是不断看清自己和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的一个问题——说出来自己还是会惭愧——是会习惯性用离开别人去惩罚别人,用一个感情空白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过习惯是青春期之前就已经被我母亲训练成型了的,我最初也未必每一次都能捕捉到。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在被自己的过去如此强力的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阻断”疗法。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注意到自己有一种想要报复或者惩罚为目的的逃离想法的时候,我就去找个朋友抱怨,但同时却在实质性的决策层不给出行动指令。我无从克制自己的天性,但是还有基本的理智可以延缓或者拉长这个决策期。
这次回老家,照例要见小学中学同学。要见的同学就那么两三个,都是小时候过命的交情才一直舍不得断。以前但凡回老家必定与他们一天买醉,也无分谁家谁床倒头就睡。韶华渐逝,莽撞依旧。就算是听不惯别人说八卦、就算是听不惯别人当愤青,只要是他们几个说得出,我就算是醉了也不舍得去反驳。这种克制,现在也更漫溢,倒不是延展到了别的同学,只是希望大家都少些喝酒、少些吃肉。虽则“实干兴邦、清(倾)谈误国”,同学聚会却每每都是兴邦的少、误国的多。最近倾谈也少,更没了东北惯用的吹牛成分,却总是比原来更加要关心起彼此的健康、彼此的喜忧,看起来都像是套话,但那底子已经比原来还见真情。说起孩子们都还没有找对象,大家也只是叹息一声“管不了喽”。都是做父亲的,一般心境、几样情愁;感受总是相似得不能再相似,只是他们情怯,表达起来还不及我。人能渐渐不去把一些相信的东西或者希望达到的东西拿出来表达,给彼此更多真情的空间和留白,也是这个年纪的特征罢。用同学的话来说就是:“都老末喀哧眼的了”。
对啦,还想起一个事儿,我这个人呢,不会像很多我的同龄人一样因为怀恋而觉得自己熟悉的时代歌曲比其它时代的歌曲好听。最近找到一个林忆莲的唱片,这里边的歌曲陪我度过了大学阑尾炎手术的那段休养住院的时光。现如今听起来,虽然会觉得词曲呗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会觉得曲风太“上海洋场”式的古旧感,甚至会觉得这些才华如果放到现今的条件可能会做出更值得骄傲的作品。就好像萨特曾经在《存在与虚无》开篇说“普鲁斯特的天才”的存在一样,就好像钱锺书《围城》序里提及丢失的小说草稿一样,就好像曹雪芹的《红楼》残出了一种意境一样,一份天分和留白也许给我们更多遐想的机会妄断出一种奇怪的美好。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给我讲《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我当时听着很入迷,甚至笑到肚子疼,后来有幸或是不幸看到了电影,感觉也只是平常一部喜剧而已。有的填充是我们当时并未意识到的,等你有了对比才会更容易体会。
类似的事儿就是读书。我一直都觉得中国现代文人缺乏起码的文人精神,刘慈欣自不必说,就算是路遥、陈忠实、莫言、霍达这样的顶尖儿人物,也在浪费他们的天赋而没有给当世做好一份“社会秘书”的标准记录。才华是常常被有才华的人误用,这才是社会最大憾事——就像梭罗《瓦尔登湖》批评的“以做好事的出发点而做成的坏事散发出尸体般的恶臭”——我只能是掩住口鼻匍匐前行,像逃避火焰和毒烟一样作最快速的离开;现在想起来,大不过就是我们这一段历史在后人眼中开了天窗儿,怎么也看不懂,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必须要承受的,我们不配有份记载让后人凭吊。 |